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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并吞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都是王室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积极对外征战，就这样，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

一向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到了春秋末期，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韩、赵、魏、智、范、中行）把持，另外还包括郤、栾等大家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范、中行）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春秋末期，越国灭亡吴国，勾践率军北上举行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智伯瑶执政后，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我智家先拿出一个万户邑献给晋公，你们呢？”

三家大夫都担心失去土地后，自家的实力会下降，都不愿献出封邑，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晋公；魏桓子也惧怕智伯瑶的威力，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问赵襄子，赵襄子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到手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再交出来。”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游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挖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现在追随智伯瑶，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经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逮住杀了。

韩、赵、魏为了免除后患，开始率军攻打智氏封邑，一次杀智伯家族二百余口，天下震惊！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有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赵、魏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然后我们回到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篇之作“三家分晋”，他并没有叙述“三家分晋”的过程，而是直接列出了结果。然而话锋一转，说了统治晋国的智氏家族失败的原因是选错了接班人，进而说出了流传千古的关于“德”与“才”的名句。

司马光评论说：，智瑶的灭亡，在于他多才少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为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颖、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资本；德是才的中心统帅。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标准，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就会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尊敬的人往往敬而远之，对喜爱的人往往宠信专任，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导致国家覆亡的真是举不胜举，又何至智瑶一个人。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慎地考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就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编者评论：在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德与才的关系是否还适用，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动摇，结果唯看其才，不顾其德的教训到处都有。我们看人时首先应看他的品德而后察其才能，全面考察后再行任用。治国、治家，包括交友都应如此。

魏文侯（名魏斯），是魏武侯的父亲，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的秦国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在战国时代，魏国西有秦韩，南有楚，北有赵，东有齐，地处中央，易攻难守。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他用李克、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以李克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战国二百余年历史中，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魏文侯在位50年，选贤任能，内修德政，外治武功，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地区，向北越过赵国，伐灭中山国，向东打败齐国大军。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名义尚存的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后世史家著书无不称赞魏文侯之贤。魏文侯任用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魏国国君魏文侯派大将乐羊攻打中山国，并占领其地，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吉。魏文侯得意地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异口同声地赞誉说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不肯阿谀，直言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接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何以见得？”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转怒为喜，有所领悟，立刻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宾。

编者评论：历朝历代，凡是君主能听取并采纳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时，国家就昌盛，社会就发展；凡是到了君主专制、一言堂、为臣不敢讲真话，阿谀奉承盛行时，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

魏文侯的公子魏吉出行，途中遇到国师田子方，连忙下车伏拜行礼。谁知田子方却毫不理睬，不作回礼。魏吉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你说是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田子方淡淡地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要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可是贫贱的游士呢，就不同了。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行为不合你的意，我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像我这样的贫贱游士，到那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吉顿然醒悟，再三作揖多谢指教。

编者评论：国君与大夫的权利从根本上说是百姓给的，因为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也就不可能有国君、大夫，因此他们必须谦虚谨慎，一刻都不要脱离人民。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贫贱者怕什么呢？他一无所有，所能失去的只有贫穷和锁链。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决定从魏成和翟璜中选一个宰相，两人谁好一些？”李克回答说：“臣子我在朝外任职，不敢妄议朝政。”魏文侯说：“先生你可不要临事推卸责任！”李克说道：“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看人，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仅此五条，就足以判断人的高下了，又何必要我指明呢！”魏文侯深思片刻，说：“先生请回府休息吧，我的宰相已经选定了。”李克告辞离去，遇到翟璜。翟璜问他：“听说今天国君召您去征求对宰相人选的看法，到底定了谁呢？”李克说：“魏成。”翟璜立刻变了脸色，忿忿不平地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使秦兵不敢东犯。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也是我推荐西门豹。国君征战中山国，又是我推荐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一时物色不到合适守将，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还是我推荐了屈侯鲋。以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儿比魏成差！”李克慢慢回答说：“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显职吗？今天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我不过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之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都用来结交外面的贤士，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英才。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仅此一点，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罢十分惭愧，再三道歉说：“我翟璜，真是个粗卑之人，刚才的话失礼了，我愿终身拜您为老师！”

李园战国时期楚国权臣，本为赵国人，后入楚。将妹妹李嫣嫣先嫁给春申君，有身孕后又送给楚考烈王。李嫣嫣诞下一子熊悍，李园因此显贵。楚考烈王去世后，李园谋划诛杀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专楚政。

公元前238年，楚国楚考烈王熊完当政。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黄歇为此非常忧虑，遍寻许多能生育的妇女进献给楚王，但是她们最终仍没有为楚王生下儿子。赵国人李园带来他的妹妹想要献给楚王，可听说楚王不能养儿子，便担心时间久了，自己的妹妹会失去楚王的宠幸。于是他请求服侍春申君，做春申君的舍人。李园先将妹妹送春申君为妾。没过多久，李的妹妹怀了身孕。李园即让她去劝说春申君道：“楚王非常宠信您，即便是他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今您任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了，可楚王依旧没有得到儿子。如此，待他去世后将改立他的兄弟为国君，而新国君也必定要各自看重自己过去的亲信，这样的话，您又如何能永久地保住您的荣宠地位呀！非但如此，而且由于您受楚王宠幸。长期执掌国事，肯定对楚王的兄弟有过许多失礼的地方，一旦他们登上王位，您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我身怀有孕，可还无人知晓，何况我获您宠爱时间不长，倘若果真以您的尊贵身分，将我进献给楚王，一定会得到他的宠幸。如果我依赖上天的恩赐生下一个男孩儿，那么就是您的儿子要继位为王了。这样一来，楚国便全都是您的了，这与在新君主统治下身临难以预料的灾祸相比，哪一个结果更好呢？”春申君大为赞同，便将李园的妹妹送出府，安置在馆舍中居住，派人谨慎地守护，然后向楚王推荐她。楚王即把她召纳入宫中，并且很宠爱她。不久，李园的妹妹果然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

李园的妹妹成为王后后，李园也随着地位显赫，当权主事。但是他又深恐春申君将他曾指使妹妹说过的话泄漏出去，便暗中收养敢死的武士，准备让他们去杀春申君以灭口。不久楚王卧病不起，好友朱英劝说春申君杀掉李园以除后患，黄歇不听，说：“您就不必过问这些事了。李园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况且我又对他很好，哪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呀！”朱英明白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春申君采纳了，便担心发生变故累及自己而逃亡他乡。十七天后，楚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进宫，把他豢养的勇士埋伏在宫门里面。春申君一进来，勇士们即两面夹击，将他刺杀，并砍下他的头颅扔到宫门外面。接着，李园又派出官吏把春申君的家人全部捕获杀了。随后，李园辅佐太子熊悍继位。名噪一时的春申君就这样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编者评论：春申君早期还是个非常贤明的人，到了晚年却昏庸无比，他的门客早就劝说过他必定会遭到李园的刺杀，但他不听。他居于危境而不知，盲目自负，最后导致被杀，身首异处的下场！

，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人，新莽末年、东汉初年割据势力。初以父官荫为郎，补任清水县长。公孙述熟练吏事，治下奸盗绝迹，闻名于世。王莽篡汉，公孙述受任为蜀郡太守。王莽末年，天下纷扰，群雄竞起，公孙述遂自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公孙述称帝于蜀，国号成家，年号龙兴。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汉朝廷乃派兵征讨，复命大司马吴汉举兵来伐，攻破成都，纵兵大掠，尽诛公孙氏，“成家”即为东汉所亡。公孙述割据益州称帝在位十二年。他号称“白帝”，所建城池子阳城取名“白帝城”。

　　经过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司马光、梁启超)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公元28年，隗嚣派马援前往成都观察公孙述的情况。马援和公孙述都是茂陵人，一向关系很好。他以为到达之后，公孙述一定像平时那样和他握手言欢。但公孙述的禁卫军列阵，戒备森严，然后引导马援进入。行过交拜礼之后，公孙述派人送他出宫，到宾馆休息。又替马援制作布衣和平民帽子。在宗庙中召集文武百官，在皇帝座位旁设立旧交老友的座位。准备就绪后公孙述用骑士作前导，开路清道，实行警戒，从皇宫乘车出发。不断向左右迎候的官员屈身作答，进入宗庙。礼仪祭品极为丰盛，百官阵容强大。公孙述准备封马援侯爵，任命当大将军。马援带领的宾客们都很高兴，愿意留下来。马援向他们解释说：“天下混乱，胜负未定。公孙述不懂得迎接、容纳有才干的人。我和他共同图谋成败的大事，他反而十分注重烦琐的小节。就像一个木偶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留得住天下有志之士呢？”因此告辞返回，对隗嚣说：“公孙述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他妄自尊大。我们不如专心与东方的刘秀往来。

于是隗嚣派马援带着给刘秀的信到洛阳去。马援初到，等了很久，中黄门引进。刘秀在宣德殿南面的房子里，只带着普通的头巾，坐在那里，对马援笑脸相迎。刘秀对马援说：“先生在两个皇帝之间游历，今天我见到先生，非常惭愧。”马援磕头拜谢，然后说：“当今的天下不但君主选择臣民，臣民也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同是一县的人，自幼关系很好。我前些时候到成都，公孙述左右摆开全副武装的卫士，然后才接见我。我今天远道而来，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或邪恶、狡诈的人，而如此简装接见我呢？”刘秀又笑着说：“先生不是刺客，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大局，反复未定，称帝称王的人不计其数。今天我看见您恢弘大度，和汉高祖刘邦一样，才知道帝王自有其真像呵。”

，名刘黄，南阳蔡阳（今南阳唐河县）人，父亲刘钦是南顿县令，刘黄生于公元前18年，是家中长女，也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姐姐。刘黄虽然是汉朝宗室的后人，可是她出生的时候，家道衰落，生活和身份地位已经与普通人无异。再加上自己的父亲为官清廉，所以家中生活拮据，并不富有。而刘黄的父亲死后，刘黄一家更是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生活困难。刘黄作为家中的长女，不但要帮着母亲料理家事，还要照顾尚年少的弟妹，生活陷入困境。后来被刘黄的叔叔刘良收留，情况才稍微好转。但是刘良虽然也是县令，可是为官清廉，即使是在叔叔家中，刘黄也要帮着做一些家事，以减轻叔叔家的生活负担。但是刘良的微薄的俸禄终究是没能供养成这一家人，最后刘黄一家还是离开了叔叔家，随着母亲回到宛南的白水村。白水村有刘家的土地和奴仆。刘黄一家在白水河岸开垦荒地，耕种为生。公元前25年，刘秀称帝，史称光武帝。光武帝重立了汉家宗室，建立了东汉政权，找到刘黄，封她为湖阳公主。

公元26年，刘秀任命太中大夫京兆人宋弘当大司空。宋弘举荐沛国人桓谭当议郎兼给事中。刘秀让桓谭弹琴，喜爱那种丰富优美的乐声。宋弘听说后，很不高兴。等桓谭从刘秀居住的宫室出来，宋弘穿戴好公服端坐在大司空府中，派人召桓谭入见。桓谭到来之后，不给他座位就责备他，并且说：“能自己改正过失，还是让我根据法律检举你呢？”桓谭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宋弘才打发他走。后来，刘秀大会群臣，让桓谭弹琴。桓谭看见宋弘，失却常态。刘秀感到奇怪，问宋弘怎么回事。宋弘于是离开座席，摘下帽子谢罪说：“我所以举荐桓谭的原因，是盼望他用忠心和正义辅导陛下；而现在朝廷上下沉缅于郑国的音乐，这是我的罪过。”刘秀一听，表情由奇怪变为惭愧，感谢宋弘的劝谏。

公元178年，第一次开设“西邸”机构，公开出卖官爵，按照官位高低收钱多少不等。俸禄等级为二千石的官卖钱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钱四百万，其中按着德行依次当选的出一半的钱，或者至少出三分之一的钱。凡是卖官所得的钱，在西园另外设立一个钱库储藏起来。有人曾到宫门上书，指定要买某县的县令、县长官职，根据每个县的大小、贫富等好坏情况，县长、县令的价格多少不等。有钱的富人先交现钱买官，贫穷的人到任以后照原定价格加倍偿还。灵帝还私下命令左右的人，出卖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的官职，每个公卖钱一千万，每个卿卖钱五百万。当初灵帝为侯时经常苦于家境贫困，等到当了皇帝以后，常常叹息桓帝不懂经营家产，没有私钱。所以，大肆卖官，聚敛钱财，作为自己的私人积蓄。

杨震在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担任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受到中常侍樊丰等所忌恨。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遭到罢免，遣返回乡，饮鸩自尽。汉顺帝继位后，得以平反昭雪。

杨震雕像

公元110年，邓骘身居大将军之位，颇能推荐贤能人才。他保荐何熙、李郃等进入朝廷任职，还延聘弘农人杨震、巴郡人陈禅等作自己的幕僚，受到天下人的称赞。杨震自幼孤弱贫困而好学，通晓欧阳氏解释的《尚书》，而且知识丰富，博览群书，儒家学者们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他教生授徒二十多年，不接受州郡官府的延聘征召。人们认为杨震年岁已大，步入仕途已晚，但他的志向却愈发坚定。邓骘听到杨震的名声以后，将他聘为幕僚。当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接连出任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在前往东莱郡的路上，途径昌邑，他先前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蜜正担任昌邑县令。夜里，王蜜揣着十斤黄金来送杨震。杨震说：“故人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故人，这是为什么？”王蜜说：“黑夜之中，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于是，王蜜惭愧地出门走了。杨震后转任涿郡太守。他公正清廉，子孙经常以蔬菜为食，徒步出行。有的故人旧友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但杨震不肯，他说：“使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把这当作遗产留下，不也很丰厚吗？”

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下令说：“我最初被推荐为孝廉时，自以为本来不是隐居深山的知名之士，恐怕被世人看作平庸无能，打算好好处理政务，推行教化，为自己树立名誉，故在济南国任宰相时，铲除残暴与邪恶势力，公正地选拔人才。由于这样，受到强门豪族的忌恨，我恐怕给家中招来灾祸，就借口有病，辞职回到家乡。当时年纪还不大，就在谯县县城以东五十里处修建书房，秋季与夏季读书，冬季与春季打猎，计划这样过二十年，等天下安定以后，再出来做官。但我的计划未能如愿，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于是改变主意，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使墓道的石碑上可以题写‘汉朝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愿。而后赶上国家遭受董卓之乱，我兴起义兵。以后我任兖州牧，击败黄巾军，

迫使三十万黄巾军投降；又讨伐袁术，使他走投无路，穷困而死；击败袁绍，将他的两个儿子斩首示众；再消灭刘表，进而平定天下。我身为宰相，作为臣子已达到尊贵的顶点，也已超出了我的愿望。假设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几个人称帝，几个人称王？或许有人看到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恐怕他们随便猜测，说我有篡位的野心，每一想到这些，心中就感到不安。所以，向你们述说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然而，想要我就这样放弃所统领的军队，交还给主管部门，回到我的封地武平侯国，实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确实害怕自己一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既是为我的子孙打算，又因为我一失败就会使国家危亡，所以，我不能追求虚名，而遭受实际的灾祸。然而，我的封地共有四个县，享有收取三万户百姓租税的权力，我的品德怎么能配得上呢？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可以辞去官位；至于封地，是可以退让的。如今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两万户封地归还给国家，只继续享受武平县一万户百姓的租税，姑且以此来减少对我的诽谤议论，同时也稍微减轻我所承受的压力。

公元219年，魏王曹操上表给皇帝，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入朝贡献物品，又将被俘虏的朱光送还，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汉朝气数已尽，并不是一天了。殿下您的功德，如同高山一样巍峨，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所以孙权虽然远在江南，仍要向您称臣。这是天意在民间的反应，所以异口同声，殿下应该正式登基称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曹操说：“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司马光评论说：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庸俗的官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社会的大事，而无知的君主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东汉光武帝恰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草民，奋起发兵，继承祖先的事业，恢复汉朝的统治，征伐四方，日理万机，尚且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招揽儒学文雅之人，大力兴办学校，整顿和提倡礼仪和音乐，武力统一的事业完成的时候，教育和感召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替统治的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至朝廷大员，下至郡县官吏，无不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因此，上面提倡文化和教育，下边也就形成学习的风气。忠实、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官府的尊重，也被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所容纳，也被乡间所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象东汉那样兴盛过。可是，汉和帝之后，皇亲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乱极了。然而东汉朝廷仍然能够延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理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以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被诛杀的危险，在前面的人倒下，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跟其后，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这岂止是他们几个人的忠正、贤德，难道不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重视风俗教化的结果吗？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东汉朝廷的统治仍然无可限量。不幸的是，经过腐败、衰落之后，又出现了昏庸暴虐的桓帝和灵帝，保护奸佞小人，胜过亲生骨肉；屠杀忠良君子，超出对待仇敌；正直之士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汇合到一处。于是何进从外地引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皇室的权威倾覆荡尽，人民涂炭，百姓流离，东汉朝廷就要寿终正寝，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势力派，虽然你争我夺，互相吞并，却没有不以尊崇东汉朝廷为号召的。以魏武帝曹操的粗暴强横，在统一过程中，功绩卓著，他取代皇帝的野心已蓄谋很久了。但是，直至去世，他都不敢废掉东汉皇帝，取而代之，难道是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不过是畏惧名义不顺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能忽略！

诸葛出师表介绍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决定北上伐魏、克复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这篇表文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和抒情。全文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还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诸葛亮，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留心世事。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草庐，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二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刘备据其策略，联孙攻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并占领荆、益二州，建立了蜀汉政权。曹丕伐汉，他劝说刘备称帝，任宰相。公元223年刘禅继位，他被封为武乡侯，领荆州牧，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

　

          诸葛亮画像

  公元227年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领各路军队向北挺进，驻军汉中以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负责留成都的丞相府的各项任务。出发前，诸葛亮上书说：“先帝开创大业，刚刚见些成效，却中途溘然长逝了。如今的天下分成三个政权鼎足而立，要算益州的蜀国最为贫穷困乏，这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身边近臣仍能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地在朝内尽其职守；忠勇将士舍身奋战在沙场，出生入死，是因为追念先帝的知遇之恩，想要全力报答给陛下。陛下正应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下的威德，振奋有志之士的气节；而不应自己轻视自己，讲出不合道理的话来，以致阻塞忠臣进谏的渠道。
  “宫廷和相府，是一个整体，提升、贬黜、表彰、指责，不应有什么区别。如果有触犯法律的行为，或尽忠立功的表现，应该让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处罚、奖赏，以显示陛下公允、明察，不能有偏私之心，使宫廷内外执法不统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思想纯正的忠臣，所以先帝特意选拔他们留下来辅佐陛下。我以为宫廷中的事物，不论大小，都应先和他们商议，然后再付诸实施，这样一定能弥补缺漏，得到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品行平和公正，通晓军事，在以前经过考验，先帝称赞他很有才能，所以被大家推举为掌管禁兵的中部督。我认为各项军务，都应征求他的意见，必定会令将士和睦，使才智出众和能力较差的人都能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得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根由。先帝在世，每次与我谈起这些，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时代的政治腐败痛心疾首。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端正善良、能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室的兴盛，将指日可待。
  “我本是一介草民，在南阳以耕作为业，本来只想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保全性命，从未想作官扬名天下。先帝不嫌弃我地位卑下，屈尊俯就，三次往草舍相访，向我询问天下形势，使我感激万分，我才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命。后来军事上遇到挫折，在败军之际承担重任，在危难时刻接受使命，从那时至今，已整整二十一年了。先帝深知我行事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托付国家大事。
“自从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日夜忧虑叹息，惟恐辜负重托，有损先帝知人之明。于是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军力充足，正应当激励将士，统帅三军北定中原，我愿竭尽平庸之力，铲除奸贼，恢复大汉皇室，重返故都，这正是我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本分。至于处理政事，掌握分寸，进纳忠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职责。希望陛下将讨伐国贼、复兴大汉朝廷的重任交给我，若无成效，请您治罪，以告先帝在天之灵；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的疏忽失职，以追究他们的过错。陛下自己也应慎重考虑，征询和选择妥善的治国方略，访察、采纳好的建议，真正遵循先帝遗训。如此臣下我就受恩不浅，感激不尽了。现在将要远离陛下，在写这份表章时激动得泪流不止，不知该说些什么。”

编者评论：诸葛亮不但是三国时蜀汉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这份出师表既是他的请战书，也是他对后事的嘱托，更是他忠于蜀汉赤诚之心的真实写照。
　

背景人物介绍：
七擒孟获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蜀丞相诸葛亮受昭烈帝刘备托孤遗诏，立志北伐，以重兴汉室。就在这时，蜀南方之南蛮又来犯蜀，诸葛亮当即点兵南征。到了南蛮之地，双方首战诸葛亮就大获全胜，擒住了南蛮的首领孟获。但孟获却不服气，说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孔明得知一笑下令放了孟获。放走孟获后，孔明找来他的副将，故意说孟获将此次叛乱的罪名都推到了他的头上。副将听了十分生气，大声喊冤，于是孔明将他也放了回去。副将回营后，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一天，他将孟获请入自己帐内，将孟获捆绑后送至了汉营。孔明用计二次擒获了孟获，孟获却还是不服，诸葛亮便又放了他。这次，汉营大将们都有些想不通。他们认为大家远涉而来，这么轻易地放走敌人简直是像开玩笑一样。孔明却自有道理：只有以德服人才能真的让人心服；以力服人将必有后患。孟获再次回到洞中，他的弟弟孟优给他献了个计谋。半夜时分，孟优带人来到汉营诈降，孔明一眼就识破了他，于是下令赏了大量的美酒给南蛮之兵，使孟优带来的人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孟获按计划前来劫营，却不料自投罗网，被再次擒获。这回孟获却仍是不甘心，孔明便第三次放虎归山。孟获回到大营，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待机而发。一天，忽有探子来报：孔明正独自在阵前察看地形。孟获听后大喜，立即带了人赶去捉拿诸葛亮。不料这次他又中了诸葛亮的圈套，第四次成了瓮中之鳖。孔明知他这次肯定还是不会服气，再次放了他。孟获带兵回到营中。他营中一员大将带来洞主杨峰，因跟随孟获亦数次被擒数次被放，心里十分感激诸葛亮。为了报恩，他与夫人一起将孟获灌醉后押到汉营。孟获五次被擒仍是不服，大呼是内贼陷害。孔明便第五次放了他，命他再来战。这次，孟获回去后不敢大意，他去投奔了木鹿大王。这木鹿大王之营极为偏僻，孔明带兵前往，一路历尽艰险，加上蛮兵使用了野兽入战，使汉兵败下阵来。这之后汉兵又碰上了几处毒泉，使情况变得更为不妙。幸亏不久孔明得到伏波将军及孟获兄长孟节指点，他们才安全回到大营。回营后，孔明造了大于真兽几倍的假兽。当他们再次与木鹿大王交战时，木鹿的人马见了假兽十分害怕不战自退了。这次孟获心里虽仍有不服，但再没理由开口了，孔明看出他的心思，仍旧放了他。孟获被释后又去投奔了乌戈国，这乌戈国国王兀突骨拥有一支英勇善战的藤甲兵，所装备的藤甲刀枪不入。孔明对此却早有所备，他用火攻将乌戈国兵士皆烧死于一山谷中。孟获第七次被擒，孔明故意要再放了他。孟获忙跪下起誓：以后将决不再谋反。孔明见他已心悦诚服，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便委派他掌管南蛮之地，孟获等听后不禁深受感动。从此孔明便不再为南蛮担心而专心对付魏国去了。

                七擒孟获图

   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讨伐雍铠，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诸葛亮说：“虽然我们一起谋划此事多年，今天能惠赠更好的策略吗？”马谡说：“南中依恃地势险要和路途遥远，叛乱不服已经很久了。即使我们今天将其击溃，明天他们还要反叛。目前您正准备集中全国的力量北伐，以对付强贼，叛匪知道国家内部空虚，就会加速反叛。如果将他们全部杀光以除后患，既不是仁者所为，也不能在短期内办到。用兵作战的原则，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心理战为上，以短兵相接为下，望您能使其真心归服。”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
诸葛亮到达南中，征讨叛乱，所到必胜。诸葛亮从越嶲进兵，斩杀雍铠和高定。益州人李恢从益州进兵，巴西人马忠从牂柯进兵，击溃南中各县的叛军，再度和诸葛亮会合，孟获收拾雍铠残部抗拒诸葛亮。孟获深得当地汉人和夷族的信赖，诸葛亮要生擒孟获，以后果然将孟获俘获，让他参观了蜀军的军营战阵，问他说：“这样的军队如何？”孟获说：“以前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遭到失败。如今蒙您允许我参观你们的军营战阵，如果贵军只是这样的军队，我一定能轻易取胜。”诸葛亮笑了笑，将孟获释放，要他再战。前后将孟获放了七次，又生擒七次，最后诸葛亮仍将孟获释放，孟获却不再走了，对诸葛亮说：“您有天威！南部的人不会再反叛了！”于是诸葛亮到达滇池。
   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都被平定了，诸葛亮仍然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为四郡的地方官吏。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诸葛亮说：“如果留外地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则粮秣供应困难，这是第一个难题；这些夷族刚受过战争之苦，父兄多有死伤，怨气未消，任用外地人而不留驻军队，定有祸患，这是第二个难题；这些夷族叛乱分子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官吏，自知有罪，与我们隔阂很深，若留下外地人为官，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第三个难题。我现在是要不留军队，不转运粮食，使法令、政纪初步得以贯彻，让夷族和汉人基本安定下来。”于是诸葛亮网罗孟获等著名人物，任命为地方官吏，让他们贡献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给军队和朝廷使用。从此以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这一地区的夷族再也没有反叛。

编者：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赵藩撰写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正是对诸葛亮治蜀的精辟概括。1958年，毛泽东游览武侯祠看到这副对联，反复吟诵喜爱不已，并建议领导干部好好研读，作为工作参考和借鉴。

11 ：孔方兄论

简介：晋惠帝时期，朝政腐败，贿赂横行。“个个爱我们孔方兄而没有休止”，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于钱的评论，作者借此发表了关于金钱的讨论。

公元290年，晋惠帝继位时太后父亲杨骏专权。贾皇后与楚王司马玮密谋杀死杨骏。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她又矫诏唆使司马玮杀害司马亮，再用“擅杀”的罪名诛司马玮。当时皇帝痴呆无能，贾后淫乱暴虐，朝政腐败，贿赂横行。

编者评论：当今社会，人们谈论最多的也莫过于钱了，但是金钱到底是什么，倒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金钱是好东西。在阶级社会商品存在的情况下，人人离不开钱，它是生存的必需。因此才出现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感慨。饥寒交迫，金钱能救命，才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时，金钱是友谊的纽带。担任领导，金钱是业绩，人均收入超几万，固定资产翻几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名人富户，金钱是丰碑，为奥运会捐资多少万，为教育投入多少钱。西湖的白堤、苏堤也是古人白居易、苏东坡留给后人的纪念。生命垂危，金钱是命，几万元换一个肾，多少万元换一次血，有了钱才有命，没有钱难救命。
  金钱是坏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追求金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一些人索贿受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污腐败，伸手被捉，金钱使许多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老子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给子孙们留了遗产，为争夺遗产，刀枪相见，遗恨终身。“金钱是万恶之源”，许多人发了财，或得了不义之财，失去了追求，无所事事，无聊无奈，寻求刺激，滑向吸毒、卖淫嫖娼的深渊。
  金钱是什么？按政治经济学讲，金钱是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按其物质属性说，“金钱是花花绿绿的纸”。我想，人是金钱的主宰，而不是金钱的附属物。钱就是钱，不能看轻也不能看重。我们虽然不能象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我们决不应该做金钱的奴役。
　

陶侃简介
陶侃（公元259－334年），字士行（或作士衡），江西鄱阳人，东晋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去世，获赠大司马，谥号桓。有文集二卷，其曾孙为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侃做官

  陶侃，东晋庐江浔阳人。初为县吏，渐升至郡守，曾任荆州刺史。
  公元325年，朝廷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荆州的男女百姓交相庆贺。陶侃性情聪明敏锐、恭敬勤奋，整日盘膝正襟危坐，对军府中众多事物检视督察，无所遗漏，没有一刻闲暇。他常常对人说：“大禹这样的圣人，尚且珍惜每寸光阴，至于一般人，应当珍惜每分光阴。怎能只求逸游沉醉，活着对时世毫无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这是自暴自弃！” 众多参佐幕僚中有的因谈笑博戏荒废正务，陶侃命人收取他们的酒具和蒲博用器，全都投弃江中，将吏们则加以鞭责，说：“樗蒲这种游戏不过是放猪的奴仆们玩的！老子、庄子崇尚浮华，并非先王可以作典则的言论，不利于实用。君子应当威仪整肃，怎能蓬头、光足，却自以为宏达呢！”有人奉献馈赠，陶侃一定要询问来路，如果是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即使价值微薄也一定喜欢，慰勉还赐的物品超出三倍。如果不是正道所得，则严辞厉色呵斥羞辱，拒绝不受。有一次陶侃出游，看见有人手持一把未成熟的稻子，陶侃问：“你拿来干什么？”那人说：“走路时看到的，随便摘下来而已。”陶侃大怒，说：“你既然不亲自劳作，却随便毁坏别人的稻子拿来玩！”随即抓住此人鞭打。因此百姓辛勤耕作，家资不缺，人人丰足。陶侃曾经造船，剩下的木屑和竹头，都令人登录并且掌管，大家都不明白有何用。后来元旦群臣朝会，正逢积雪后开始放晴，厅堂前面残留的积雪仍然潮湿，于是用木屑铺洒在地上。等到桓温攻伐蜀地时，又用陶侃所储存的竹头作隼钉装配船只。陶侃治理事务的仔细和缜密，一向如此。
  陶侃到晚年深深畏惧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参与朝政，多次想告老还乡，佐吏们苦苦相留。公元344年六月，陶侃病重，上表请求退位。派左长史殷羡归还持有的朝廷符节、麾、憧、曲盖、侍中貂禅、太尉印章，以及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的刺史印传。至于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等，都有薄录统计，封存仓库，由陶侃亲自上锁。陶侃将后事托付给右司马王愆期，授予督护官职，统领文武官吏。十二日，陶侃乘车离开武昌，到渡口乘船，准备回长沙，回头对王愆期说：“老夫现在蹒跚难行，正因为你们阻拦。”十三日，在樊溪去世。陶侃领军四十一年，明智、坚毅，善于决断；见识纤密，别人难以欺蒙。自南陵到白帝，几千里的辖城内，路不拾遗。陶侃去世后，尚书梅陶给亲友曹识的信说：“陶公的神机明鉴如同魏武帝，忠顺勤军好比孔明，陆抗等人比不上他。”谢安经常说：“陶公虽然运用刑法，但常常能领会到刑法之外的含意。”

编者评论：陶侃具备明察坚毅、善于决断、清正廉洁、恭敬勤俭、仔细缜密的品质，又懂得“知足不辱”的道理，为官四十一年，善始善终，值得为官者借鉴。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简介：
  拓跋焘，读音 tuò bá tāo（公元408年～452年），字佛狸伐，代郡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北魏帝国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母为明元密皇后杜氏。
  拓跋焘自幼聪明大度，应付裕如。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式登基，年号始光，时年十六岁。在治国方面，拓跋焘大力改善民生，劝课农桑，大增耕田，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偃武修文，抚恤鳏寡，体察疾苦。推行楷式文字，奠定魏碑基础，便利了人民的识字。广召汉族士人，重用汉臣崔浩、高允等人，改革官制，整肃吏治，抑退奸吏，提拔忠良，显著促进了北魏官民之间和睦相处。宣传礼义，崇尚儒学，推动了鲜卑族汉化发展。恪守节俭，奖赏慷慨。不畏艰险，料事于先。知人善任，赏罚分明。重视法制建设，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并常说："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为中常侍宗爱所杀，时年四十五岁，追封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北魏皇帝拓跋焘

  拓拔焘，北魏皇帝。公元423——452年在位。鲜卑族拓拔部。他任用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士族地主，依靠鲜卑骑兵，击败柔然，攻灭夏、北燕、北凉，取刘宋虎牢、滑台等河南地区，统一中国北方。
拓拔焘为人壮健勇敢，沉着稳重，无论是登城防御，还是两军对阵，短兵相接，都能亲自冒着乱箭飞石，身先士卒。他的左右士卒相继倒下，或死或伤，他却神色自若，毫不畏惧。因此，将士们对他无不畏惧钦佩，都愿尽力效死。他生性节俭，衣服饮食够用就已满足。文武百官请求加固京师的城墙，修缮皇宫的建筑，说：“《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萧何也曾说过：‘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拓拔焘却说：“古人曾经说过：‘只在恩德，不在险要。’赫连屈丐用蒸过的土建筑城墙，却被我灭掉了，这怎么在城的坚固不坚固呢？而今，天下还没有太平，正需要人力，大兴土木的事，我不想去做。萧何的话并不正确。”拓拔焘常常把财物看作是军事的基础，不可以轻易浪费。至于赏赐，也都赏给为国死难将士的遗属或有功之家，皇亲国戚以及倍受恩崇的人和显贵达官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得到赏赐。他选任将领出征，亲自指挥谋划，面授机宜，凡是违背他旨意的人，大多失败。他知人善任，有时在士卒中选拔将领，只看中并使用他的才干，不在乎他的出身。拓拔焘观察敏锐，部下没有什么隐情能逃出他的眼睛。他赏赐不论贫贱，惩罚不避权贵，赏罚分明，即使是他平时最宠爱的人，也绝不纵容包庇。他常说：“国家的法律，是我与天下臣民应共同遵守的，怎么敢轻视呢。”然而，拓拔焘却生性残忍，杀人从不手软，而且杀人之后，又常常后悔。

编者评论：纵观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尽管南朝是正宗所在，但是总体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对于北魏而言，又属太武帝拓拔焘和魏孝文帝元宏（拓拔宏）时期最兴盛。这个时期，应该宣扬和继承的东西最多。

　

刘义隆，即宋文帝（公元424年－453年在位），小字车儿，中国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历任前将军、镇西将军等职，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即位，在位三十年，年号“元嘉”。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时年四十七岁，谥号文皇帝，庙号太祖。

公元445年九月十七日，刘宋文帝在武帐冈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文帝将要离开皇宫时，他告诉儿子们暂时不要吃东西，等到会见刘义季的地方再设宴进餐。直到太阳西斜，刘义季还没有来到，大家饿得脸色很难看。刘义隆这才对大家说：“你们从小生活在富裕安适的环境中，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今天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还有饥饿困苦，让你们以后知道使用东西要节俭罢了。
裴子野评论说：太祖刘义隆这番训导真是太妙了！奢华浪费产生在富足的环境中，节俭出自贫穷困苦之中。如果打算让人们自行管束，不如让他生长在贫贱的环境中。学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活，能更好地担当重任。把给他们描摹情状，变成亲身体验。太祖如若能以他的训导为表率，就应该让他的儿子们的志向操行受到磨练，降低他们的官职待遇，教育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然后再将国家大事交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懈怠、荒唐行事，就可以会扬名天下。高祖刘裕打算巩固本家族的地位，对皇家襁褓中的婴儿都封以很高的爵位，后代也遵循他的办法，先后让小孩子独镇一方。到了泰始初年、升明末年，幼小亲王在襁褓中就被掐死的动辄有几十人。国家存亡，既然不维系在那些小孩子身上，那么让他们过早地居于万民之上的高位，实在不是好的教诲。

高允，北魏大臣，字伯恭。初被征为中书博士，后升迁侍郎，教授太子经书。文成帝时，位至中书令。文明太后临朝，让他参与大政决策，前后经历五帝，历任要职达五十余年。

公元458年三月十二日，北魏高宗拓拔浚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这期间，给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变，他又游说高宗大肆兴筑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大祖时开始兴建城池街市，兴建时他一定让人利用农闲的时节。何况，我们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足可以用来登高远眺。况且，纵然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该慢慢进行，不能仓促行事。现在核算一下，要抽调民使差役二万人，而赢老、病弱供应饭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预期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现在是动用四万人，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这是陛下您所应该留心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劝谏。

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事做得不适当时，他就立刻请求晋见。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他商谈。有时，二人从早到晚相谈，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各位大臣不知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说话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他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劝谏，而偏偏私下在隐蔽之处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至于说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了什么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应该做的事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能说是忠心吗？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部下们官至刺史、有二千石俸禄的人也有几十成百名了，可是，高允还仍然为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来没有升过官。文成帝对各大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候，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我一句话。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有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只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他的贡献不小，可他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宠爱，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玉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上曾经称赞汉代卓茂、刘宽的为人，心地狭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处为官四十年了，从未看见他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内心文采光明，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时总是慢腾腾的，就好像不会表达一样。从前，司徒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博才多学，是一代俊杰，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点儿刚毅的风骨。’我也认为是这样，直到崔浩犯了罪，不过是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可是，皇帝亲自审问时，崔浩吓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也都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浃背，个个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里详细陈说事件的经过，进一步阐述是非曲直，表达清晰而有条理，阐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声音高亢、宏亮，连皇帝听着都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捏着一把汗的，这种行为，不是刚毅的风骨又是什么呢？在宗爱正好高升，把持着大权的时候，其威风凛凛，震撼四海，宗爱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论事，王公以下的官员，全都小步前行到宗爱面前，向宗爱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阶，只对宗爱长揖了一下。从这件事上看，汉汲黯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从哪里可以说是违抗了礼节呢？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亮节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对鲍叔牙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编者评论：高允前后经历五帝，任要职五十余年，做到了善始善终，实属不易，也较为罕见。究其原因主要是高允以诚信对待君主，处事高风亮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能够做到“有容”和“无欲”，人生就变得轻松、真实多了！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67年-499年)，是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位时仅5岁，公元490年亲政。亲政后，推行改革。孝文帝的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画像

  魏孝文帝，即拓拔宏，后改为元宏，北魏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他五岁即位，冯太后当政。公元490年冯氏死，他开始亲政。冯太后临朝时，曾改革吏治，实行三长制及均田制，亲政后又进一步实行改革。公元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改革鲜卑风俗，鼓励与汉族通婚，加强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
  公元494年九月初一，北魏孝文帝下诏令说：“每三年考评一次官员的政绩，考评三次后根据情况对他们进行罢免或提升，前后九年，时间太长了，这对于那些应该被罢免的人来说当然不会认为是太迟了，但是对于那些应该提升的人来说就大大地被拖欠了。朕现在决定三年考评一次，考评完毕就实行罢黜或提升处理，目的是为了使那些低能者不要妨碍了忠贤者的上进，使有才能的不要总是处在低位。分别命令负责考评的部门官员，把考评者分为优劣三等，其中上等和下等仍然再分为三等。六品以下的官员，由尚书复核审查，五品以上的官员，朕将亲自与各位公卿一起评议其好坏，上等中之上者提升使用，下等中之下者罢免不用，中等的原任不变。”
  九月十一日，北魏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对众臣百官们的罢黜或提升情况，他对诸位尚书们说：“尚书是关键性的要害职位，并非仅仅是管管总务，处理一下文书而已。朕的成败得失，完全关系于尚书。你们担任这职务，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向朕建议过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行；没有推荐过一个贤才，撤换过一个不称职的人，这是罪过中之最大者。”孝文帝又对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说：“你是朕的弟弟，处在执掌要害部门的位置上。但是，你没有勤勉为政、恪守本职的声誉，却有结党营私的行迹。现在，罢免去你的录尚书、廷尉之职，只担任特进、太子太保。”又对尚书令陆睿说；“拓跋羽初到尚书省任职之时，人们对他的评价特别高，可是近来偏听偏信，论事不公，而且松懈懒惰，这完全是由于您不能以道义引导相劝他的结果。您虽然没有大的责任，但是也应该受到小小的罚处，因此减去您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仆射拓跋赞说：“拓跋羽被罢黜，你应处以死刑。但是，事情既然归咎于拓跋羽一人了，就不再重处他人了，所以只解除你少师之职，削去一年的俸禄。”接着又对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说：“你们的罪过也应该处以死刑，但是只对你们进行如下处罚：削去你们的官服和俸禄，以布衣身份继续留任本职，如果在三年之内有政绩，就官复原职；如果没有任何成就，那就永远削职为民，回去种地去。”又接着对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叔叔你趾高气扬，骄傲自大，所以解除少保官职。”还对长兼尚书于果说：“你不勤于职任之事，数次以疾病为借口，所以亦解除长兼，削去一年的俸禄。”其余如守尚书尉羽、卢渊等人，均以不称职，或者被解除职务，或者被罢黜官位，或者被削去俸禄，孝文帝当面指责了他们的过失，所受处罚立即执行。
孝文帝又对陆睿说：“北方人常说：‘北方风俗朴质、粗旷，怎么会变得知书识礼、文质彬彬呢？’，朕听了之后，感到异常失望。现在好读书、有学识的人很好，难道他们都是圣人吗？完全在于好学与不好学。朕整顿百官，大兴礼乐，全部心意在于移风易俗。朕身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地区居住呢？还不是为了使你们的子孙后代渐渐习染当地好的风俗习惯，能多闻多见，增加见识。如果永远住在恒山之北，再遇上一个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国君的话，那就难免会变得孤陋寡闻。”陆睿回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说。金日石单如果不到汉朝去做官，怎么能够担任了七世内侍，芳名永留呢？”孝文帝听了陆睿的话，心里十分喜悦。
　

编者评论：治国就是治吏。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有两个历来难以解决好的问题。第一是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第二是处理好考察和任用的关系。魏孝文帝对官吏的考评方法及对任用官员的严格要求可以借鉴。
　

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逮捕了三名当了强盗的士卒，把他们绑起来到各地军营中游街示众，然后就要将他们斩首。孝文帝御驾巡视军营经过这里，下令赦免，拓跋休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说：“陛下亲自统领六军，将要远征江南，而如今我们刚刚走到这里，这些奸诈小人就开始做起了强盗，不斩了他们，我们怎么能禁止人们干坏事？”孝文帝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君王体察，有时常有意外的恩泽。这三人犯了这样的罪，虽然理应处死，可是，命运使他们遇到了朕，即便他们违犯了军事法令，也可以特别赦免他们。”接着，又对司徒冯诞说：“大司马拓跋休执行法令严肃认真，你们以后不能不小心谨慎地做事。”军队的纪律也为此森严起来。

司马光评论说：人主和国家的关系，就好像是同一个躯体，看远处就好像在看近处，在边境就好像是在朝廷里。推举贤能之才，充任各种官职；修明政治，为百姓谋求福利，在自己疆界内的百姓就没有不各得其所的。因此，以前的君王总是用丝棉堵住耳朵、用帽穗遮住眼睛，目的就是想不让自己耳朵、眼睛只听近处的声音、只看眼前的东西，而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推到遥远的四面八方。那些残疾有病的人，自然应该抚养，但更应该命令有关部门把这种恩泽平均到全国境内所有残疾有病人员的身上去。如今，只是对在路上遇见的几个人施舍一下，那么，被遗漏的就太多了。所施的这种仁爱不也是太轻微了吗？更何况，赦免犯罪的人，却以破坏有关部门颁布的法令为代价，这更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可惜啊，孝文帝是北魏的贤明君主，却还有这些不足！

编者评论：治国需要设置百官，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各行都有自己的法制，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有效运行。最高领导者也有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超出自己的权力，就一定代替了下级官员的职权，这些官员将无所事事；荒废了自己的职责，其他人将无法代替，所造成的危害就非常之大。领导者也要深入百姓，甚至微服私访，那是想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以便制定宏观政策时有真实的依据。孝文帝的做法决不是君王应该做的！应以此为鉴！

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到了明帝的心思，就奏告了王晏有异图。陈世范又启奏明帝：“王晏密谋借建武四年南郊祭天之机，与武帝过去的主帅在道中起事。”正好遇上老虎闯入南郊祭坛，明帝愈加惧怕了。郊祭前一日，明帝旨令不去南郊祭祀，派人先告诉了王晏和徐孝嗣。徐孝嗣奉旨不言，而王晏则不同意明帝不去，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郊祀事关重大，圣上一定要亲自前去。”这样一来，明帝越加相信陈世范所说的了。公元497年正月二十八日，明帝在华林省召见王晏，杀了他，一同诛死的还有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以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王德和。

郁林王将被废黜之前，王晏的堂弟御使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兄长你承受武帝的厚恩，现在一旦帮助萧鸾进行此事，对于萧鸾来说这或许是没办法的事情，不得不这样干，但不知兄长这样做了，将来何以自立呢？如果在现在能以死殉郁林王之难，还可以保全门户，不失后世英名。”王晏不予理会，回答说：“我正在喝粥，未暇顾及此事。”明帝即位之后，拜王晏为骠骑将军，王晏把弟弟和儿子们召集在一起，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徵说：“隆昌之末，思远劝我自裁，如果听从了他的话语，那里能有今天呢？”王思远随声应道：“如按照小弟所说的那样去做，现在尚未为晚。”王思远知道明帝外表上对待王晏十分优厚而内心则已经开始怀疑他了，就乘机对王晏说：“眼下事情逐渐有异样，兄长觉察与否？人们大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王晏听后没有吭声。王思远走了之后，王晏才叹息着说：“世上竞有劝人死的人。”十日之后，王晏被杀。明帝听说了王思远对王晏说过的话，所以没有定他的罪，并且升任他为侍中。

南北朝时期,南朝出了一个少年英雄叫吉翂。他11岁时,母亲病死了，此后不久，他的父亲就被人陷害，抓进监狱，还要被押送京城处死，他得知父亲即将冤死，历经千难万苦赶到京城,击鼓鸣冤。梁武帝怀疑他是受人指使来的，就命令人严加审问，他并不怕，对审问官说: “我年幼丧母，如果父亲死了，弟弟们就没人照顾了，我愿替父亲死。” 审问官把情况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宽恕了吉翂的父亲。父子俩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公元503年，冯翊人吉翂的父亲为原乡县县令，被奸吏所诬陷，逮捕押送到廷尉，罪当处死。吉翂时年十五岁，他击响了悬挂在朝堂外的登闻鼓，乞求代父亲一死。梁武帝见他年纪幼小，怀疑是别人教他这么干的，就让廷尉卿蔡法度对他严加诱胁，让他说出实情来。蔡法度把各种拷讯刑具都摆出来，诘问吉翂：“你乞求为父抵命，圣旨已经准许了，现在就是审问你看是否真的愿意去死？况且你只不过是一个儿童，如果是别人教你这样做的，那么你要反悔也可以。”吉翂回答：“囚犯我虽然愚鲁年幼，但是岂能不知道死之可怕呢？完全是出于不忍心看父亲遭受极刑，所以乞求代他一死．这不是小事，怎么是受他人的教唆呢！知道圣旨准许我代父而死，真是不异于登仙，岂有反悔之说呢？”蔡法度于是更加和颜悦色地诱导吉翂说：“皇上知道令尊没有罪，很快就会释放；看你实在是个好孩子，现在你如果能改变一下所说的话，你们父子就可以一同活命。”吉翂又回答：“父亲的案子非常严重，必定以法论处。囚犯我唯有闭目伸头，听任一斩，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时，吉翂给加上了手铐脚镣，蔡法度怜悯他，命令给他另换成轻一些的刑具，但是吉翂却不让换，说：“我是死罪犯人，只应该加重刑具，岂可以减轻呢？”竟然不肯脱去手铐与脚镣。蔡法度把这一切情况上奏武帝，于是武帝就宽恕了吉翂父亲的罪过。

丹杨尹王志了解了吉翂在廷尉代父而死的事情经过，并且询问他的乡里，准备在下年初举荐吉翂为纯孝之士．吉翂对王志说；“奇怪呀，王尹！为什么要把我吉翂看得如此轻薄呢？父亲受辱，儿子代死，理当如此。如果我吉翂接受这一举荐，就是因自己的父亲而博取名声，还有什么耻辱可以比得上这一耻辱呢？”因此，坚决加以拒绝．王志只好作罢。

编者评论：年幼的吉翂为父抵命，不图博取名声，最终还是为史书记载下来，成为纯孝的典范。许多人为社会做了些好事、善事，这是社会所提倡的，应当受到赞誉。但若这好事、善事由自己讲出来并有意张扬出去，这就有些没劲了，常被人看作是为了某种个人动机。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南齐时以门荫入仕，齐明帝时担任雍州刺史，参与抵御北魏入侵。永元二年（公元500年），起兵攻讨东昏侯萧宝卷，拥戴南康王萧宝融称帝，次年攻陷建康。中兴二年（公元502年），接受萧宝融“禅位”，建立南梁。萧衍统治初期，留心政务，纠正宋、齐以来的弊政。为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尊崇门阀世族，宽待宗室。军事上抵御北魏南侵，一度在钟离之战取胜，维持了南北均势；后数次发动北伐，但战果不大。在位晚期，随着年事增高，开始怠于政事。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次年萧衍被囚死于建康台城，享年八十六岁，在南朝诸帝中位列第一。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修陵。

公元545年，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萧衍启奏了四件事：其一，认为“现在北方的东魏已与我通和，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物资，对他们实行教育训导的时候了，而天下的户口却减少了，关外户口减少得更厉害。郡不堪忍受州的控制，县不堪忍受郡的搜刮。千方百计地互相骚扰，只知道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各家纷纷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由于国家政令太繁多引起的，即使是偏僻边远的地方，也无所不至。每次来一位使者，所属地区便受到骚扰，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就只好拱手听命，让他们渔猎搜刮，强暴狡诈的地方长官又趁机更加贪婪地剥削。纵然遇到廉洁正直的官员，郡守还要加以阻挠。这样皇帝尽管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复生产，多次下令免除赋税，但百姓却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住所。”其二，认为“当今天下官吏之所以贪婪、残暴，确实是由于奢侈靡烂的风俗造成的。当今，在喜庆饮酒的日子里，人们竞相攀比奢华；果品堆积得如同小山，美味佳肴摆在席上如同美丽的刺绣一样，百姓一年百两黄金的收入，还不够一次酒宴所用的钱。来宾与主人各自才吃饱，没等到走下殿堂，那些食物便已经腐臭了。再者，无论是什么等级的官员，都蓄养妓女。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全都用在操办饮酒、歌舞的花销中了。他们所破费的东西象小山一样多，而寻欢作乐只在一时，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做官时向百姓索取得少了；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他们便加倍地攫取、吞噬百姓的财物。这是多么违背道义啊！其余淫侈之事，数不胜数，这种习惯渐渐成了风气，而且日渐滋长，一天比一天严重，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正清白，怎么能办到呢？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正虚浮不实的弊端，使其耳目一新。我对官史失去节操的感叹，也是人民自己忧虑的，我正羞愧官吏还不及百姓，所以要强制让他们做到，如果国家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足能纠正那些凋残失节官吏的弊病”。其三，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挂念天下，不畏辛劳，以至于各部门都直接向您奏事。但是那些才短识浅气量狭小的人，既能靠近您，向您启奏，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争相飞黄腾达，而不顾国家大局；只一味地吹毛求疵，臂肌分理，过分苛细，以严酷为能干，把纠举别人过错并且呵斥驱逐人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为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使犯罪者增多，用巧妙办法逃避的人也产生了很多，滋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我真诚地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革除奸佞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那样，全国上下就会安定，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其四，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应该马上精简事物，停掉一些花费。减少了事务，百姓就能休养生息，停掉一些开销，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分别检查下属部门：凡是京师的官府、衙门、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有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以停止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因此，储蓄财货是为能有大的作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花费的话，那就会终年不止。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那就会终年有劳役，百姓没有停止服役的时候了。像这样，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强，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

贺琛奏启之后，梁武帝勃然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大致内容是：“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机构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图个虚名而已，好向路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房屋密集、曲折，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召开会议，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的话就错了，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九十个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就自以为是。应该想一想导致朝廷犯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像在过白天，又像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发财。’现在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常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臂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拜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所不精。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了口子。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搞祭祀活动，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或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像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官吏太过分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严暴。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费用都破费损耗了。江南一带长期较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实质东西。所以大为恼怒。

司马光评论说：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开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之本。忠心耿耿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能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史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胁迫他写成无法对答的奏章。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因而对于诸位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这样一来，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皇帝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遭受辱没，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国家被颠覆，祭祀被停止，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年－618年），华阴人（今陕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位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立为太子，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他巡游无度，穷奢极侈，民不堪命。性情猜忌，用法苛暴，横征暴敛，是历史上名声最坏的皇帝之一。

隋炀帝向侍臣询问盗贼的情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逐渐减少。”炀帝说“比过去少多少？”宇文述回答：“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纳言苏威躲在柱子后面，炀帝把苏威叫到座前问他，苏威回答：“我不是管这方面的官员，不清楚有多少盗贼，但贼患距京城越来越近。”炀帝问：“为什么这么说呢？”苏威说：“过去盗贼只占据长白山，如今已近在汜水．况且往日的租赋丁役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这难道不是人们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看到上奏的贼情都不是实情，于是措施失当，对盗贼不能及时地加以剿灭。还有，以前在雁门时，已经许诺停止征伐辽东，现在又征发士兵，盗贼怎么能够个平息？”炀帝听了不高兴，就作罢了。公元616年五月五日，百官中很多人都上贡珍玩之物，唯独苏威献上《尚书》，有人诋毁苏威说：“《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苏威的含意很不恭敬。”炀帝更加生气。过不久，炀帝向苏威询问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了解天下有很多盗贼的情况，就回答说：“现在征辽之事，但愿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然可以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对被赦免罪过感到高兴，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炀帝不高兴，苏威就退了出来。御史大夫裴蕴奏道：“这太不恭敬了！天下哪里有许多盗贼？”炀帝说：“这老家伙极为奸佞，拿盗贼来吓唬我，我想打他嘴巴，暂且再忍耐一下。”裴蕴知道炀帝的心意，就让河南平民张行本上奏说：“苏威从前在高阳掌管挑选官员之事时，他滥授官职，畏惧突厥，要求返回京师。”炀帝命人进行审查验证，构成罪状，于是炀帝下诏历数苏威的罪状，将他除名为民。一个多月后，又有人奏报苏威与突厥暗中勾结图谋不轨，此事交由裴蕴追究法办，裴蕴判苏威死刑。苏威无法为自己申辩，只是非常伤感地谢罪而已。炀帝怜悯苏威就将他释放，说：“不忍心就杀他。”把苏威的子孙三代都除名为民。

江都新制造的龙舟完工，送到东都。宇文述劝炀帝巡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人赵才劝阻说：“如今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天下百姓。炀帝勃然大怒，把赵才交司吏处治，过了十天，炀帝才平息了怒气，将赵才放出。朝中的大臣都不想让炀帝出行，但炀帝去江都之意非常坚决，没有敢于进谏的人。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就在朝堂上被用杖打死。七月初十，炀帝驾临江都，他命令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人共同负责留守东都之事。炀帝以诗向宫人留别：“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全国为由，在建国门上表劝阻江都之行，炀帝勃然大怒，先摘掉崔民象的下巴，然后将他处死。

炀帝到了江都，凡江、淮各郡官员谒见的，炀帝专问进献礼品的多少。礼多则越级升迁都丞、县守，礼少的则恣肆地黜免官职。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铜镜屏风，升为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进献珍奇美味，升为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竞相对百姓肆意盘剥，以充实进献之物。百姓外受盗贼的抢掠，内受郡县官吏课赋的逼迫。生计无着，加上饥谨无食，百姓开始采剥树皮、树叶充饥，有的人将草杆捣成碎末为食，有的煮土吃，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就互相吃人。而官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是充裕如初，官吏们畏惧刑法，不敢取粮救济饥民。王世充还秘密为炀帝挑选江淮民间的美女来进献，因此更加得到炀帝的宠信。

编者评论：还是在幼小读书的时候，就知道隋炀帝三下江都，荒淫无度，是个坏皇帝。这里摘取以上这两篇短文，揭示夺取皇位后的杨广拒绝劝谏,穷奢极欲、荒淫腐败的情状及可悲下场，以鉴戒后人。

公元618年，隋炀帝到江都，更加荒淫，宫中一百多间房，每间摆设都极尽豪华，内住美女，每天以一房的美女作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炀帝与萧后以及宠幸的美女吃遍了宴会，酒杯不离口，随从的一千多美女也经常喝醉。不过炀帝看到天下大乱，心情也忧虑不安，下朝后常头戴幅巾，身穿短衣，柱杖散步，走遍行宫的楼台馆舍，不到半夜不止步，不停地观赏四周景色，唯恐没有看全。

炀帝通晓占卜相面，爱说江浙话，经常半夜摆酒，抬头看星象，对萧后说：“外间有不少人算计侬，不过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卿也不失为沈后。我们姑且只管享乐饮酒吧！”然后举杯喝得烂醉．炀帝还曾拿着镜子照着，回头对萧后说：“好一个头颅，该由谁斩下来？”萧后惊异地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循环更替，又有什么好伤感的？”

炀帝见中原已乱，不想回北方，打算把国都迁到丹阳，保守江东，下令群臣在朝堂上议论迁都之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不错；右侯卫大将军李才极力说明不可取，请炀帝御驾回长安，并与虞世基忿然争论下殿。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对内要奉养随驾的数万人，对外要共奉三军，百姓承受不起，恐怕最终要起来造反的。”御史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于是公卿都曲意阿奉炀帝之意说：“江东百姓渴望陛下临幸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抚慰统治百姓，这是大禹那样的作为。”于是炀帝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

当时江都的粮食吃完了，随炀帝南来的骁果（“骁果”指勇猛不怕死的武士）大多数是关中人，长期在外，思恋故乡，见炀帝没有回长安的意思，大都策划逃回乡。郎将窦贤便带领部下西逃。炀帝派骑兵追赶，杀了他，但仍然不断有人逃跑，令炀帝很头痛。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一向得炀帝信任，炀帝派他统领骁果，驻扎在东城，司马德戡与平时要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閤裴虔通商议，联络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将佐少监宇文智及等人反叛，推举宇文智及的兄长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为首领。

司马德戡等人领兵从玄武门进入宫城，炀帝听到消息，换了衣服逃到西閤。裴虔通和元礼进兵推左閤，魏氏开閤，乱兵进了永巷，问：“陛下在吗？”有位美人出来指出了炀帝。校尉令狐行达拔刀冲上去，炀帝躲在窗后对令狐行达说：“你想杀我吗？”令狐行达回答：“臣不敢，不过是想奉陛下西还长安罢了。”说完扶炀帝下閤。裴虔通本来是炀帝作晋王时的亲信，炀帝见到他，对他说：“你不是我的旧部吗！有什么仇要谋反？”裴虔通回答：“臣不敢谋反，但是将士想回家，我不过是想奉陛下回京师罢了。”炀帝说：“朕正打算回去，只为上游的运米船未到，现在你们回去吧！”裴虔通于是领兵守住炀帝。

天明后，孟秉派武装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有人来参见，他只会低头靠在马鞍上说“罪过”表示感谢。宇文化及到宫城门前，司马德戡迎接他入朝堂，称丞相。裴虔通对炀帝说；“百官都在朝堂，需陛下亲自出去慰劳。”送上自己的坐骑，逼炀帝上马，炀帝嫌他的马鞍笼头不好，换过新的才上马。裴虔通牵着马缰绳提着刀出宫城门，乱兵欢声动地。宇文化及扬言：“哪用让这家伙出来，赶快弄回去结果了。”炀帝问：虞世基在哪儿？”乱党马文举说：“已经枭首了。”于是将炀帝带回寝殿，裴虔通、司马德戡等拔出兵刃站在边上。炀帝叹息道；“我有什么罪该当如此？”马文举说：“陛下抛下宗庙不顾不停地巡游，对外频频作战，对内极尽奢侈荒淫。致使强壮的男人都死于刀兵之下，妇女弱者死于沟壑之中，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一味任用奸佞，文过饰非拒不纳谏，怎么说没罪！”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可你们这些人，荣华富贵都有了，为什么还这样？今天这事，谁是主谋？”司马德戡说：“整个天下的人都怨恨，哪止一个人！”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宣布炀帝的罪状。炀帝说：“你可是士人，怎么也干这种事？”封德彝羞红了脸，退了下去。炀帝的爱子赵王杨杲才十二岁，在炀帝身边不停地嚎啕大哭，裴虔通杀了赵王，血溅到炀帝的衣服上。这些人要杀炀帝，炀帝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能对天子动刀，取鸩酒来！”马文举等人不答应，让令狐行达按着炀帝坐下。炀帝自己解下练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绞死了炀帝。当初，炀帝料到有遇难的一天，经常用罂装毒酒带在身边，对宠幸的各位美女说：“如果贼人到了，你们要先喝，然后我喝。”等到乱事真的来到，找毒酒时，左右都逃掉，竟然找不到。萧后和宫女撤下漆床板，做成小棺材，把炀帝和赵王杨杲一起停柩在西院流珠堂。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649年），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唐朝第二位皇帝（公元626—649年在位），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他聪明果断，擅长骑射。少年从军，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拜右领军大都督，受封敦煌郡公，领兵攻破长安，拜尚书令、光禄大夫，受封秦国公、赵国公。唐朝建立后，领兵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立下赫赫战功，拜天策上将，封秦王。设立文学馆，笼络四方人才。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公元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隐太子李建成和巢剌王李元吉，册立为皇太子。八月初九日，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年号贞观。在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和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地区各民族融洽相处，获得尊号“天可汗”，为唐朝后来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重要基础。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649年7月10日），李世民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后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爱好文学与书法，有诗作与墨宝传世。

公元626年六月初一，李建成在夜间叫来李世民与他饮酒，以经过鸩羽浸泡的毒酒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脏痛楚，吐了几升血，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李世民的病情，命令李建成说：“秦王平素不善于饮酒，从此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夜间饮酒。”高祖因而对李世民说：“第一个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平定国内的敌人，这都是你的功劳。我打算将你立为继承人，你却坚决推辞掉了。而且，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为时已久，我也不忍心削去他的权力啊。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你们一起住在京城里面，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让你留居洛阳，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都由你主持。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一如汉梁孝王开创的先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高祖膝下为理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去，你不用烦恼悲伤。”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土地与军队，便再也不能够控制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他就只是一个独夫而已，捉取他也就容易了。”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皇帝，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前往洛阳的消息以后，无不欢喜雀跃。察看李世民的意向，恐怕他不会重新回来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秦王府所属的官员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造成，有朝一日祸患的机括暗中发动起来，岂只是秦王府不可收拾，实际上便是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不如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行动，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的枢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采取行动，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有这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不敢讲出口来。现在你说的这席话，正好符合我的心愿。请让我为您禀告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劳足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伟大勋业。现在大王心怀忧虑戒惧，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希望大王不用疑惑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的属官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由于秦王府拥有许多骁勇的将领，李建成与李元吉打算引诱他们为己所用，便暗中将一车金银器物赠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且写就一封书信招引他，不料，却遭到尉迟敬德的严词拒绝，李建成大怒。不久，李元吉指使勇士在夜间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将层层门户敞开，自己安然躺着不动，刺客屡次来到他的院子中间，终究没敢进屋。于是，李元吉向高祖诬陷尉迟敬德，皇帝颁布诏书审问处治他，准备将他杀掉，由于李世民再三请求保全他的性命，这才得以不死。李建成与李元吉等又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以及房玄龄和杜如晦，使秦王府有智谋才略的人遭到斥逐。李世民的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他与尉迟敬德等人，日以继夜地劝说李世民诛讨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

适逢突厥郁射设带领数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南，进入边塞，包围乌城，李建成便推荐以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督率各军北去征讨。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李元吉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前去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与自己一同前往，检阅并挑选秦王军中精悍勇锐的将士，来增强李元吉的军队。率更丞王晊秘密禀告李世民说：“太子与齐王谈话时说‘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骁勇的将领和精悍的士兵，拥有数万人马了。我与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让勇士在帐幕里面摧折他的肋骨，将他杀死，上奏时就说他是突然死去的，皇上该不会不相信。我自当让人进言申说，使皇上将国家事务交给我。尉迟敬德等人被你掌握以后，应该将他们悉数活埋，谁敢不服呢！”李世民将王晊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人劝说李世民在事发以前设法对付他们。李世民叹息着说：“骨肉相互残杀，是古往今来的大丑恶。我诚然知道祸事即将来临，但我打算在祸事发动以后，仗义讨伐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尉迟敬德说：“作为人们的常情，有谁能够舍得死去！现在大家誓死拥戴大王，这是上天所授。祸患的枢机就要发动，大王却仍旧态度安然，不为此事担忧。即使大王把自己看得很轻，又怎么对得起宗庙社稷呢！如果大王不肯采用我的主张，我便准备逃身荒野了。我是不能够留在大王身边，拱手任人宰割的！”长孙无忌说：“如果大王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尉迟敬德等人肯定不会再追随大王了，我也应当跟着他们离开大王，不能够再事奉大王了！”李世民说：“我讲的意见也不能够完全舍弃，您再计议一下吧。”尉迟敬德说：“如今大王处理事情，尚有疑虑，这是不明智的；面临危难，不能决断，这是不果敢的。况且，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凡是在外面的，现在已经进入宫中，他们穿好衣甲，握着兵器，起事的形势已经促成，大王怎么能够制止得住呢！”

六月初四，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将兵力埋伏在玄武门。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上表的大意，便前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着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兵力，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李建成说；“兵力已经布置严密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二人一起入朝，向着玄武门走来。当时，高祖已经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召集前来，准备按察这件事情了。

李建成与李元吉来到临湖殿的时候，察觉到发生了变故，立即勒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跟在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搭起弓箭去射李世民，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李世民箭射李建成，却将他射死了。尉迟敬德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坐骑奔入树林，被树枝挂住，倒在地上，不能起来。李元吉急忙赶到，夺过弓来，准备掐死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奔来大声喝斥他。李元吉打算步行前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着射他，将他射死了。

高祖正在海池划船。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握长矛，径直来到高祖的住所。高祖极为震惊，便问他说：“今天作乱的人是谁呀？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担心惊动了陛下，便派我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萧瑀和陈叔达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反隋的谋议，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勋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邪恶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秦王的功绩弥满天下，我国疆域以内的人们都诚心归向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政务交托给他，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这也正是我平素的心愿啊。”当时，宿卫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没有停止，尉迟敬德请求高祖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并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大家便安定下来。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明白开导各个将士，将士们便都弃职散开。于是，高祖传召李世民前来，抚慰他说：“近些日子以来，我几乎出现了曾母误听曾参杀人而丢开织具逃走的疑惑。”李世民跪了下来，伏在高祖的胸前，长时间地放声痛哭。

当初，李建成答应李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将他立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为李建成竭力效死。各位将领准备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除，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尉迟敬德再三争论着说：“罪过都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已经受到死刑的处罚了。倘若还要牵连他们旁出支属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下去。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加追究。僧人、女尼和男女道士应当一律遵行旧章。国家的各项政务，全部听候秦王的处置。

魏征简介：

魏征（公元580年－643年），字玄成，下曲阳县人。唐朝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早年参加瓦岗起义，跟随魏公李密，但不得重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归降唐朝，并说服李密旧部李勣献地归唐。后授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玄武门之变后，归于唐太宗李世民麾下，初授谏议大夫。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升授尚书左丞。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校定古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改任侍中，负责门下省事务。累授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封郑国公。他多次直言进谏，推行王道。曾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息末敦本”，“宽仁治天下”等，对李世民的行动及施政给以极有益的影响，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获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随后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

                魏征画像
  公元628年的一天,太宗问魏征：“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征答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明辨是非，偏信一方面的意见，就要做出错误的判断。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听到有苗的恶行；舜帝耳聪目明，所以共工、鲧、欢兜不能逃脱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导致望夷宫自杀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自取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遭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的大臣不能掩匿罪过，下情也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魏征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去拜谒太宗的陵寝，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
  太宗曾得到一个好雀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征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征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雀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公元631年十一月，林邑进献五色的鹦鹉。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征认为不应接受。太宗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鹅还能够自己诉说苦楚与寒冷，想回到自己国内，更何况两个女子远别亲人。”吩咐派使臣将两个美女及鹦鹅分别归还其本国。

读点《资治通鉴》之25：魏征论述用人标准，太宗择人不徇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