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之一：廉洁篇

   历史上有许多清正廉洁的故事，许多为官清廉者为后人传诵。

子罕以德为宝：

  春秋战国时期，子罕在宋国任司城。有一天，一个宋国人得到一块美玉，前来献给子罕。子罕说：“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馈赠，你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的人说：“你怎么不收呢？我拿这块玉给玉工看过，玉工说这是一块宝物。我把宝物献给你，你为什么推辞呢？”子罕说：“我已经有宝物了，所以不收。”献玉的人感到十分奇怪，问：“你的宝物是什么？能否给我看看？”子罕说：“我的宝物就叫不贪。我把不贪婪作为宝物，你把美玉作为宝物，我们各有各的宝物。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美玉，你丧失了你的宝物，我也失掉了我的宝物，是使物各失其所。”献玉者看硬给不成，便叩头说：“我是个平民百姓，拥有这样的好东西一定会被强盗图财害命。我把它献给你，是为了免自己一死。”子罕说：“那好办，我替你处理。”便接过宝玉，送到自己的乡里，让玉工进行加工雕琢，然后卖掉把钱交给了献玉的人，让他回家。

             杨震画像

杨震拒贿：

  东汉时期的杨震，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接连出任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在前往东莱郡的路上，途径昌邑，他先前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蜜正担任昌邑县令。夜里，王蜜揣着十斤黄金来送杨震。杨震说：“故人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故人，这是为什么？”王蜜说：“黑夜之中，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于是，王蜜惭愧地出门走了。杨震后转任涿郡太守。他公正清廉，子孙经常以蔬菜为食，徒步出行。有的故人旧友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但杨震不肯，他说：“使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把这当作遗产留下，不也很丰厚吗？”

             疏广散金图

疏广散金：
  西汉时期的疏广和侄子疏受，汉宣帝时任太子太傅和少傅，官至两千石高位，功成名就，要求辞职回乡，皇帝和皇太子共赏赐黄金七十斤。叔侄二人回到家乡，每天都命家人变卖黄金，设摆酒宴，请族人、旧友、门客等一起宴饮。有人劝疏广用黄金为子孙购置产业，疏广说：“不是我年迈昏庸，不顾子孙，我家原本就有土地房屋，子孙们只要在上面勤劳耕作，足够供他们饮食穿戴，与普通人过同样的生活。如今再要增加产业，使有盈余，只会使子孙们懒惰懈怠。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再说这些金钱，乃是皇上用来恩养老臣的，所以我愿与同乡、同族的人共享皇上的恩典，以度过我的余生，这不是很好吗！”于是族人都很敬服。被后世当作美谈传扬。
　

家无斗米的的高允：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大臣高允，官至中书令，历任要职五十余年。他以诚信对待君主，处事高风亮节，做到了善始善终，他为官清廉也很典型。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宠爱，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玉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

           卢怀慎画像
　

清官卢怀慎：

  唐玄宗前期的宰相卢怀慎，为官清廉谨慎，生活节俭朴素，从不经营资财产业。虽然作到了卿相一类的高官，他还是将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随手周济亲朋故旧，因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不免于饥寒，他所住的房子也因长期失修而难以遮风挡雨。卢怀慎去世后，家中没有任何余财，只有一位老仓头，请求将自己卖掉换钱为他发丧。

  中国历史上为官清廉者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历代为官者之所以成为贪官，与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金钱有关，因此，我们下面对金钱加以剖析。

   金钱是好东西 。在阶级社会商品存在的情况下，人人离不开钱，它是生存的必需。因此才出现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感慨。饥寒交迫，金钱能救命，才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金钱是友谊的纽带。担任领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均收入超几万，固定资产翻几翻，金钱是业绩。名人富户，为奥运会捐资多少万，为教育投入多少钱，金钱是丰碑。生命垂危，几万元换一个肾，多少万元植一次髓，有了钱才有命，没有钱难救命，金钱是生命。

   金钱是坏东西 。“有钱能使鬼推磨”，贪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污腐败，伸手被捉，金钱使许多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老子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给子孙们留了遗产，为争夺遗产，刀枪相见，遗恨终身。“金钱是万恶之源”，许多人发了财，或得了不义之财，失去了追求，无所事事，无聊无奈，寻求刺激，滑向吸毒、嫖娼的深渊。

  金钱是什么 ？按政治经济学讲，金钱是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按其物质属性说，“金钱是花花绿绿的纸”。我想，人是金钱的主宰，而不是金钱的附属物。钱就是钱，不能看轻也不能看重。我们虽然不能象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我们决不应该做金钱的奴役。

   生命所需有限，贪钱为什么？

   为国为民可做的好事很多，有钱何而不为！

“史海钩沉”之二：人才篇

   善于用人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环节，在人才问题上要解决好两大问题，即察人和用人。察人通常德先才后，用人应当用其所长。世上少有全才，用人得当整体上做到扬长避短，这与人人都是全才是一样的。

   在考察人才时，应该全面考核，先德而后才。

三家分晋：

   东周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赵、韩、魏三家在晋阳大败智瑶的军队，杀死智瑶，将智家族人尽行斩灭，并瓜分了智家的领地田土。

  当初，统治晋国的智宣子想确定诸子中的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仪表堂堂、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言善辩、坚毅果敢五项长处。他的唯一短处就是居心不仁。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离灭亡不远了。”智宣子未听劝说，导致了智氏灭族的后果。

            三家分晋

司马光评论：
  智瑶之所以灭亡，在于他多才少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为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颖、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资本；德是才的中心统帅。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标准，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就会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尊敬的人往往敬而远之，对喜爱的人往往宠信专任，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导致国家覆亡的真是举不胜举，又何至智瑶一个人。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慎地考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就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魏征和唐太宗
　

 魏征论选才：

  唐朝太宗时期，一次唐太宗对魏征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竟相引进。”魏征回答说：“是这样。天下未平定时，用人专取其才，并不看重和考察其德；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不能使用。”这是魏征对用人标准的全面阐述，原文是“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我对“专取其才，不考其行”的理解是，乱世之中，群雄并起，争相取胜，谁取得天下尚无定数，只要是能为我所用之人都应广为招纳，包括招降纳叛，待到夺取天下之后，就象汉刘邦诛杀丁公那样，明确礼仪以显示给后人，使那些身为臣子却不忠诚的人，没有自己可以藏身的地方。
  在人才的使用上，应当用其所长，使其各得其所。

子思荐才：
  战国时期，有一段子思荐才的故事。公元前377年，孔伋（字子思）向魏国国君卫颓推荐苟变，说他非常英勇善战，卫颓也认为他是个将才，但说，他以前曾做地方官，收税时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不想用他。孔伋劝道：“圣人选人用官，好比木匠选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根合抱的巨木，只有几尺腐朽之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抛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是用人之时，却因两个鸡蛋舍弃一员上将，只会使邻国高兴，实在不应该呀！”卫颓听后再三拜谢，表示接受他的指教。

          汉高祖刘邦
　

刘邦用人： 

  楚汉相争时期的刘邦，年轻时口碑不佳，形象也不好，他之所以能战胜项羽取得天下，与他善于用人，从善如流有关。“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像我自己，能带多少士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人。”刘邦说：“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
    刘邦也曾自己总结说，运筹惟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运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我不如韩信。但其长处就在于善于用人。

  在治国方略上刘邦也能从谏如流。书生陆贾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高兴，斥骂他说：“老子是在战马上打下的天下，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陆贾犯颜直谏说：“在战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战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朝汤王、周朝武王都是起兵造反而顺势守成的。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方针。当年吴王夫差、智伯瑶、秦始皇，也都是因为穷兵黩武而遭致灭亡。假使秦国统一天下之后，推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您难道还能有今天吗！”刘邦露出惭愧面容，说：“请您试为我写出秦国所以失去天下，我所以得到天下及古今国家成败的道理。”陆贾由此得到信用，他大略阐述了国家存亡的要旨，共写成十二篇。每奏上一篇，刘邦都击掌叫好，该书被称为《新语》。

   从人才学的角度看，由于人的经历、学识、性格、行为、能力及兴趣爱好等诸方面均有差异，因而人才就有帅才、将才、相才之分，有所谓通才与专才之别。这就要求用人者要知人善任，量才使用，求贤不求全，使人各得其所。人无完人这是关于人的辩证法。选才要坚持德才兼备，但并不是要求全责备。追求完人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中是机械教条的，是十分有害的。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说：“倘若所有的人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所谓样样都是，必然一无是处，才能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可能越明显。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唐朝陆贽对此问题说的好，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才，责长舍短，则天下无不弃之士。

                    “史海钩沉”之三：为臣篇

  为臣篇记述了如何当好大臣的故事。为臣应做良臣而不做忠臣；胸怀坦白，宽宏大量，高风亮节；敢于直谏和善于进谏；而且还要“知止不殆”，急流勇退。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韩信投奔刘邦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乱世是枭雄的舞台,同样也为韩信这样的人提供了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因此,韩信离开了家乡淮阴,投奔了自己的老乡项梁。项梁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叔叔，,也是项家军的第一代领导人。在项梁军中,韩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担任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项梁战死之后,韩信成为了项羽的部下。不甘寂寞的韩信曾多次向项羽出谋献策,但得不到项羽的重视和采纳,因而始终郁郁不得志。,他深感在项羽军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便在项羽从咸阳返回彭城建都时,悄悄地溜走,投奔了刘邦。
  开始刘邦也不肯重之用他,只让他当个治粟都尉,也就是负责掌管粮草的小官,根本没有让韩信施展自己谋略的空间，正当韩信渐渐对刘邦也失去信心的时候,他遇上了萧何。萧何慧眼试英才,在跟韩信谈过几次之后,发现韩信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便极力向刘邦推荐。他对刘邦说:“诸将易得,像韩信这样的帅才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如果大王仅仅甘心做一个汉王的话,那么韩信对您没什么用处,您最好杀了他,以免他被别人所用;如果大王有意和项王争夺天下,那您就必须重用他,因为只有他才能帮您打败项王。愿大王三思。”这次,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下定决心,要拜韩信做三军统帅。但是,光凭丞相萧何的一面之词,刘邦毕竟不能完全放心。
  于是,他把韩信请入帐中,让至上座,亲切地拉着韩信的手说:“丞相极力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中原,平定天下,不知将军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吗?韩信没有直接回答刘邦的问话,却反而问到:“大王要东征,夺取天下,你的对手难道不正是项羽吗?”见刘邦连连点头,韩信接着说道:“请问在勇、悍、仁、强这几方面,大王能与项王相比吗?”刘邦沉默了一会儿,照实说道:“我恐怕不如项王。

         韩信画像
 

韩信见刘邦对自己如此推心置腹,于是说道:“我在项羽麾下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给大王说说项羽。项羽虽号称勇悍仁强,但徒有其名。首先,项羽不能用人,不择善而行,他的‘勇只是匹夫之勇罢了,根本不足为虑。其次,项羽待人表面上恭敬慈爱.谈吐也算温和，部下有了疾病,他又很同情,倍加关注,但是部下立了功,他却有功不赏,这就是所谓妇人之仁’。项羽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无不大肆杀戮,百姓怒不敢言,眼下人们害怕他的威势,不敢背叛,将来各国势力逐渐大之后人们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听命于项羽了。
  可见,项羽现在实力虽强,却是极易变弱的。您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谋臣勇将,还怕争不过他吗?现在大王如果向东进攻三秦,很快就能占领那里,等三秦平定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图谋天下了。韩信的这一席话,直说得刘邦心悦诚服,一再说:“我真后悔没有早日起用将军！将军今日的这番指导让我茅塞顿开。此后用兵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说:“将不练不勇,兵不练不精。项王虽有许多致命的缺点,但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紧操练人马,鼓舞士兵们的斗志。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动进攻了。”
  刘邦连声称好,当即命韩信去布置诸将,校阅士卒。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个好领导是必需的。对于韩信来说,项梁和项羽过于强势,不能发挥他的才能,因此都算不上是好领导。而刘邦本身并没有多少征战方面的才能,但是,他的优点也很明显。刘邦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行,因此他求贤若渴,谁行他就用谁,而且用人不疑。这样的领导对于 部来说是最好不过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韩信去投刘邦,算是投对了。

魏征犯颜直谏
  唐朝的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宣武门事变以后，李世民做了太子，不久又继承皇位，，李建成被杀以后，李世民便传召魏征说：“你为什么从中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大家都为他担惊受怕，魏征却举动如常地回答说：“如果已故的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李世民素来器重他的才能，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向他表示敬意，引荐他担任了詹事主薄。李世民还将王珪和韦挺从外地召回，让他们担任了谏议大夫。贞观年间，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善于采纳忠言，相得益彰，政治清明，最著名的要算是唐太宗与魏征关于良臣与忠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乘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与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了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赏赐好绢五百匹。魏征除对军国大事有许多好的进谏外，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也是很典型的，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去拜谒太宗的陵寝，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个好雀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征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征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雀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唐朝魏征画像
　

善于进谏
  历史上也有许多善谏的典型，由于皇帝也是人，他也有面子需要维护，进谏者讲究方式方法可能效果更佳。
  晋朝时期，汉国主刘聪骄纵横暴，穷兵黩武，广建宫殿，沉溺酒色。刘殷当时为丞相，从不冒犯皇帝违反圣旨，但经常就具体的事情进宫规劝，对刘聪补益很多。刘聪每次与大臣们商议政事，刘殷都不表示什么态度，等大臣们离开，刘殷单独留下，为刘聪对所议铺陈发挥再理出头绪，商讨事宜，刘聪从没有不采纳他的建议的。刘殷常常告诫子孙说：“为君主做事应当务求对君主委婉地劝谏。凡人尚且不能当面指责他的过错，更何况皇帝呢？委婉劝谏的功效，其实与冒犯君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明说君主的过失，所以是比较好的方法。”刘殷历任侍中、太保、录尚书等职，并被赐予可以佩剑穿鞋上宫殿、朝见天子不用快步行走、乘车进入宫殿等特权。但是刘殷在公卿大臣中，常常恭顺地带有卑谦礼让的神色，所以处在骄纵横暴的国家，能够保全自己的富贵，不损伤自己的美好名声，以长寿善终。
  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派大将乐羊攻打中山国，并占领其地，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吉。魏文侯得意地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异口同声地赞誉说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不肯阿谀，直言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接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何以见得？”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转怒为喜，有所领悟，立刻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宾。


         唐朝娄师德画像
　

为臣者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和高风亮节的情操。
  唐朝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官至同平章事（事实上的宰相）。他在河陇前后四十多年，谦逊勤奋不懈怠，百姓和夷族安定。他秉性沉着厚道，待人宽恕，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而狄仁杰不知道，心里很轻视娄师德，一再排挤他到外地。太后发觉后，曾问狄仁杰：“娄师德有德才吗？”回答说：“作为将领能谨慎守卫边远地区，是否有德才我不知道。”太后又说：“娄师德善于识别人才吗？”回答说：“我曾经与他同事，没有听说他善于识别人才。”太后说：“朕所以知道你，便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善于识别人才了。”狄仁杰退出后，感叹说：“娄公有盛德，我得到他的包涵宽容已经很久了，竟看不到他盛德的边际。”当时罗织罪名的风气很盛，娄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而能以功成名就告终，人们因此敬重他。


         唐宣宗李忱

为臣有时需要善于忍耐，韬光养晦。
  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是唐宪宗之子光王李怡，李怡年幼时，后宫中人们都认为他不聪明，唐文宗太和年以后，李怡更是自己韬光养晦，在大庭广众游乐相处时，从不发言。唐文宗到十六宅为诸王设宴集会，喜欢引诱李怡发言以作调戏笑料，唐武宗性格强韧豪迈，对光王李怡更加无礼。唐武宗危病，十来天不能说话，诸宦官于是暗中在宫禁内策划立新皇帝，以唐武宗名义颁发的诏书称：“皇子们都太年幼，必须选择贤德的皇族成员继承皇位，光王李怡可以立为皇太叔，改其名称李忱，所有军国政事可让他暂时处置。”皇太叔李忱出宫见百官时，满脸悲哀戚惨的样子，而裁决细小军政事务时，都能合情合理，人们这才知道他很内秀。唐武宗驾崩以后，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职赏人。他生活节俭，爱护百姓财物，所以他在位时政治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思念歌颂，称唐宣宗为小太宗。中国有个成语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是一个人在不利于自己的险境里，如果不能忍耐就会败坏大事。唐宣宗生在晚唐时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控制朝廷军政大权，连皇帝的废立都出自他们的好恶。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宣宗，经历穆、敬、文、武四朝，最终却能侧身于朝堂，御临天下，全靠他能几十年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这是多么不易！这哪里是愚笨，这是超出常人的聪明，以至于狡猾奸诈的宦官们都被他的“不聪明”所蒙蔽。


       汉初三杰之一张良
　

为臣者还要知足而止，急流勇退。
  急流勇退的典型要属西汉的张良，他辅佐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道：“我家的人世代做韩国的宰相，及至韩国灭亡，我不吝惜万金资财，为韩国向强大的秦国报仇，使天下震动。如今凭借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军师，被封为万户侯，这已是一个平民所能享有的最高待遇了，对我来说足够啦。我只望抛开人间俗事，将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罢了。”按张良的明辨是非通晓事理而论，他是完全知道神仙不过是些虚幻奇异的东西罢了。但他却要随同赤松子远游，他的聪明智慧是可以知道的了。功勋和名位之间，正是为人臣子的人所难于长久立足之处。即如刘邦所称道的，不过只三个才能出众的人罢了，但是淮阴侯韩信被诛除，相国萧何被拘禁到狱中，这不就是由于功名已达到巅峰却还不止步的缘故吗！所以张良借与神仙交游相推脱，遗弃人间凡事，视功名如同身外之物，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所谓“明哲保身”者，张良即是个样板。
为臣者最忌讳拙于自谋，功高震主。
  南北朝时期，南齐尚书令王晏深得齐武帝的宠信，到了明帝萧鸾谋划废去郁林王时，王晏又帮助进行。明帝继位，王晏自以为对新朝有佐命之功，经常菲薄讥刺武帝时候的事情。他担任了尚书令，位居朝臣之右，处理事情非常专横独断，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任用自己的亲信之徒，经常与齐明帝在用人方面发生争执。明帝虽然因举事之际，不得不依赖、重用王晏，但是内心却十分厌恶他。明帝得知有许多迹象，怀疑王晏有异图，就杀了他。在郁林王被废黜之前，王晏的堂弟御使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兄长你承受武帝的厚恩，现在一旦帮助萧鸾进行此事，对于萧鸾来说这或许是没办法的事情，不得不这样干，但不知兄长这样做了，将来何以自立呢？如果在现在能以死殉郁林王之难，还可以保全门户，不失后世英名。”王晏不予理会，回答说：“我正在喝粥，未暇顾及此事。”明帝即位之后，拜王晏为骠骑将军，王晏把弟弟和儿子们召集在一起，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徵说：“隆昌之末，思远劝我自裁，如果听从了他的话语，哪里能有今天呢？”王思远随声应道：“如按照小弟所说的那样去做，现在尚未为晚。”王思远知道明帝外表上对待王晏十分优厚而内心则已经开始怀疑他了，就乘机对王晏说：“眼下事情逐渐有异样，兄长觉察与否？人们大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王晏听后没有吭声。王思远走了之后，王晏才叹息着说：“世上竞有劝人死的人。”十日之后，王晏被杀。不少人拙于自谋，巧于谋人，缺乏自知之明，身处危险境地却不自知，失去自立之本仍盲目自信。王晏的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另一个典型是五代时期的后周，太祖郭威取代后汉称帝。枢密使、同平章事王峻和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殷逼君太甚，功高震主的事。王峻性情轻浮急躁，善于算计，贪图权利，喜欢人家奉承自己。自负得认为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有自己才能承担。他经常谈论政事，太祖听从他就高兴，有时不同意，就怨恨，往往出言不逊；王峻再三请求兼领藩镇，后周太祖不得已，任命王峻兼任平卢节度使。王峻晚年性情益发狂妄急躁，奏请任用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取代范质、李谷为宰相，后周太祖说：“调换宰相，不可仓促行事，待朕再考虑一番。”王峻极力陈述己见，言语愈来愈不恭敬。太阳已近正中，太祖还未进食，王峻争执没个完，太祖说：“如今正是寒食节，等待休假结束，就照爱卿所奏办理。”王峻这才退下。王峻欺君太甚，被贬为商州司马。王殷恃仗有功专横不法，凡是河北藩镇卫戍部队应用皇帝敕书才能处理的事，王殷却直接用自己的手帖就实施了，同时大量盘剥百姓财产。后周太祖听说这些很不高兴，派人对他说：“爱卿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非常丰盈，爱卿想用就拿取，还怕什么没财！”后来有人告发王殷的隐私之事，太祖颁诏调王殷为充任京城内外巡检，王殷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不久太祖下制书诬称王殷密谋在祭祀天地那天发动叛乱，流放登州，刚出京城，便杀死了他。

                        “史海钩沉”之四：为君篇

“为君篇”主要是以史为镜，讲如何当好决策者和“一把手”，这方面有许多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可以借鉴。

  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不久，向宰相和大臣们征询治世之道，以修明政治。唐宪宗说：“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地操劳，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他们各自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面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面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自求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选拔与任用出以公心，奖赏与惩罚不失信用，那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是安逸的，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有各有关部门存在，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的时候侍卫人员只好互传食物充饥，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被后人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事理啊！一般说来，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将要以这种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唐宪宗画像
　

  唐朝所以能出现“贞观之治”与唐太宗善于用人和从善如流有直接关系。
  贞观初年，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传送餐饭。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上下不通气，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


          唐太宗画像
　

  唐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曾专门撰文，喻为官之道，他作过一篇《梓人传》，讲道：“有一位木匠，不肯去做斧砍锯析这一类手艺活计，却专门用长尺、圆规、方尺、墨斗审度各种木料的用场，检视房屋的规制，观察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度，指挥着众多的木工，各自去干自己的活计，对不能将任务承担起来的人们，便将他们辞退。一座大型的房屋建成以后，唯独以他的名字记载事功，得到的酬金是一般木工的三倍。这也正象担当天下宰相的人们，设立大纲要领，整饬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士，使他们的才能与自己的职务相称；让天下的人们居住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提升有能力的人们，屏退没有能力的人们。全国各地得到治理以后，谈论起此事的人们唯独称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对那些各部门专职人员的辛勤劳苦却不能够予以记载。有些宰相不识大体，不得要领，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名望，亲自去做细小的劳务，侵犯百官的职责，在官署中吵嚷地争辩不休，而将重大而长远的方略遗落无存，这是不懂得为相之道。”


        柳宗元画像
　

  为君者要善于纳谏，这是达到政治修明的必经之路。
唐宪宗时期，左拾遗元稹上书劝君纳谏，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邽与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
元稹还上书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象这样，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太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自己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


         元稹画像
　

  为君者还要高屋建瓴，善于决断和坚强果毅。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 文帝拓拔宏，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鲜卑族皇帝，他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有一次孝文帝抵达肆州，看见路上老百姓有的腿瘸了，有的眼瞎了，就立刻让马车停下，慰问安抚这些人，又命令当地官府供给他们一生的穿衣、吃饭费用。又一次，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逮捕了三名当了强盗的士卒，把他们绑起来到各地军营中游街示众，然后就要将他们斩首。孝文帝御驾巡视军营经过这里，下令赦免，拓跋休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说：“陛下亲自统领六军，将要远征江南，而如今我们刚刚走到这里，这些奸诈小人就开始做起了强盗，不斩了他们，我们怎么能禁止人们干坏事？”孝文帝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君王体察，有时常有意外的恩泽。这三人犯了这样的罪，虽然理应处死，可是，命运使他们遇到了朕，即便他们违犯了军事法令，也可以特别赦免他们。”
  过去有“黈纩塞耳，前旒蔽明”的说法，即君王总是用丝棉堵住耳朵、用帽穗遮住眼睛，目的就是想不让自己的耳朵、眼睛只听近处的声音、只看眼前的东西，而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推到遥远的四面八方。那些残疾有病的人，自然应该抚养，但更应该命令有关部门把这种恩泽平均到全国境内所有残疾有病人员的身上去。如今，只是对在路上遇见的几个人施舍一下，那么，被遗漏的就太多了。所施的这种仁爱不也是太轻微了吗？更何况，赦免犯罪的人，却以破坏有关部门颁布的法令为代价，这更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
  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有一个“高洋断丝”的故事。公元535年，北魏任命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封他为太原公。高洋内心既果断又精明，可是外表上看起来好象智力不够，他的兄弟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嗤笑鄙视他，唯独高欢认为他与众不同，曾和长史薛王叔 谈道：“这孩子的见识与思考问题的能力都超过我。”还在高洋幼小的时候，高欢曾经想观察一下各位儿子的智能如何，让他们各自整理一团乱丝，唯独高洋一人抽出刀来砍断了乱丝，说：“乱的东西就一定要砍断！”高欢还给儿子们各自配备了兵力让他们四面出击，又叫都督彭乐率领戴盔裹甲的骑兵假装进攻，长兄高澄等人都害怕得乱了阵脚，只有高洋布置大家与彭乐对抗，彭乐脱去盔甲叙述情况时，高洋还擒拿了彭乐，将他献给高欢。后来高洋做了北齐的开国皇帝，虽说后期荒淫无度，但前期还是很有作为的。


        武则天画像
　

  唐朝的武则天为人聪慧，又爱读史书，爱思考政事人情，遇事愿意多听多看多想，性格刚毅果断，几近残忍。据史记载，吐蕃国进贡给太宗一匹极为名贵的马，叫作“狮子骢”，十分猛烈强悍，难以驯服。太宗亲自去驾驭，也无法制伏。当时武则天侍立一旁大声说：“我能制伏它！”太宗忙问她什么办法，武则天回答说：“我有三件东西可以制伏它，一是铁鞭，二是铁锤，三是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锤敲击它脑袋，再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气魄，令太宗也大为惊异。
总之，为君者是领导者、决策者，不是执行者，更不是操作者。领导者首先应把目光推向遥远的四面八方，按现在的话说就叫把握全局。领导者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好干部，使其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制定规章，有功劳就奖励提拔，有过错就惩处降免。这样，即使自己拱手清静而国家仍能清明有序。领导者的第三项任务是善于纳谏，只有从善如流才能达到大治，因为任何一位清醒的国君都明白，阿谀逢迎所带来的“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高屋建瓴的视野，善于决断的能力和坚强果毅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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