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刘忒正先生网站上刊登的吴官正的新书《闲来笔潭》的节选，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触颇深。吴官正学长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经历的那个时代和我们相同，因此，他前半生的经历，苦难的童年，艰辛的求学之路，我是感同身受。他渊博的知识，刚直的性格，严于律己的作风，使我敬佩。为此转发部分内容，共享！
牛俊民2013.06.01
吴官正著《闲来笔潭》
出版时间：2013年5月，人民出版社
（此为网录，也不全，请买正版书）
编者按：五十年前，他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翘楚，获校长颁发优秀毕业生奖章；十年前，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位居政治局常委；现在，他已然是一位作家，写随笔、写散文，还写小说。近日，吴官正最新作品《闲来笔潭》出版，讲述了一位领导人的心灵随感。人民网读书频道独家首发《闲来笔潭》精彩书摘，再现吴官正“退后的心态”。
【作者简介】吴官正，男，汉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吴官正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创作的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文学作品及部分画作。既有青少年时代的生动回忆、工作后的难忘经历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写实之作，又有寄实于虚、寄虚于实、虚实结合的虚构篇章。读来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称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奋进。
目 录（逢5超链接）
1、退后的心态。
2、难忘那夜的秋雨
3、生日
4、过年
6、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7、盖茨辞职的启发
8、“愚公后代”改行
9、对“一分为二”的思考
11、夹缝的二月天
12、从马哈鱼说开去
13、为它们说几句
14、康熙看长城
16、老谷的奇谈怪说
17、芸芸众生
18、荒诞的梦
19、给三草的信
21、《吴官正家书一束》
22、江城琐记
23、“信访局长”
24、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
26、两次发火
27、点滴在心
28、参观贝村的联想
附：相伴五十年 （吴官正夫人回忆吴官正点滴往事）
1、退后的心态
非常感谢你们五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今天和大家见面，很高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心情很舒畅。
《诗经》里有这么一句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理解说的是，作为政治人物都有开头，有个好结局不容易。新老交替是自然现象。早退晚退都要退，这把年纪了，晚下不如早下。退下来，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对家庭、对自己也有好处。一个人上进不容易，但退下来并很快淡化，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我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我当年离开武汉、江西、山东的时候，也只讲了很短的几句话。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上坡、有高峰，但最终都要落幕，这是规律。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两首很有名的看花诗，写的都是宦海沉浮。前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牢骚满腹；后一首《再游玄都观》，春风得意。我认为金人元好问对这两首诗的理解最深刻，他也写了一首诗：“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菟葵。”意思是说你刘禹锡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匆匆过客，对世事沧桑何必如此抱怨，如此感叹呢？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我认为有几条很重要：一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也包括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等。二是要有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进。三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有本事的多得很，要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不断涌现，使有治党、治国本领的优秀人才实现抱负，报效国家。
我喜欢读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都读，我认为书要越读越薄。比如说，心理学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所有人共同的弱点，就是很难约束自己；二是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决定行为。经济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供求关系，二是纳什均衡(即博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理解有三点：一是零的辩证法，有多少数比零大就有多少数比零小；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三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往往也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你们年轻，更要多读书，特别要认真研读革命导师和领袖们的著作，多思考，多讨论，相互启发，共同进步。金子能闪光，尖端能放电。你们路还长。杨巨源有一首诗《城东早春》说：“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希望你们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就是“看花人”，为你们鼓鼓掌。
对一些大事，一要讲原则，二要讲多数，三要讲利害。做事要认真，但不要过头。你们搞文字工作，写材料就像“二月天”，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看法，左右为难，这是很自然的。只有左右为难，人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2007年10月25日）
1.这是吴官正同志同中办调研室五组同志的谈话。
2.民间流传一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姑娘怕阴天。
2、难忘那夜的秋雨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我想到母亲可怜，又呜呜地哭起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
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
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2007年12月30日）
3、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儿时，家境贫寒，度日如年，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那时过生日对我来说是奢望。以后，读书住校，刚参加工作时两地分居，当了干部又忙，自然无暇顾及生日。屈指数来，为数不多的几次过生日，我还依稀记得。
十岁过生日那天，母亲早上给我做了一碗面条，说吃面条会长寿，中午又给我煎了两个鸡蛋。母亲说：“你十岁了，说说今后怎么更懂事？”我说：“想读书。”妈妈默不作声。现在我懂了，对我像高玉宝“我要上学”般的呐喊，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二十岁生日时，遇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那是在鄱阳中学，在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谁还记得过生日？
三十岁生日是在武汉葛店化工厂过的。当时一心扑在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上，也就忘了。过了几天，又突然想起自己的生日，中午便私下到餐馆买了半条红烧鲢鱼，边吃边暗自感谢生日。那时家庭负担很重，若不是过生日，哪里舍得！
四十岁过生日，是在武汉天津路二号家里。那时我虽已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但日子过得很紧巴，爱人常到菜场去扒堆。生日那天，我虽然没有忘记，但也没说话，怕家里破费。不过幻想着几时生活条件改善了，一个星期能吃它一餐粉蒸肉，把过去的生日都补回来，否则太对不起它了。
五十岁生日时，我已在江西当省长了。那一年江西大旱，我同蒋祝平副省长紧急磋商工作，心如焚烧。这一次倒记起了生日，只是想身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免俗吧。早晨，老伴给我做了一碗卤汁面。
六十岁生日时，我在山东当省委书记，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老伴早上为我做了面条，那时生活条件已相当不错，自然有本钱“奢侈”了，晚上同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饱餐了一顿。两个秘书都喝醉了，平时管得严，也没有机会尽兴豪饮，这时自然不好意思批评，只是后悔不该劝他们喝酒。
今年过生日，我决定只过不办。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天，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都来了，买了两只烤鸭，又买了六个菜，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我说：“今年七十岁，提前过。”给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搞个突然袭击。没想到他们还是事先获得了“情报”，这天小儿媳买了一个大生日蛋糕，还给我买了用寿山石雕刻的寿星。我不愿操办七十岁生日，不仅是我不爱热闹，也是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人生七十古来稀”，与我要好的同志，给我买礼品，送鲜花，寄来写了吉利话的贺卡，更多是打来电话，使我很不安。他们是好意，我却不想浪费他们的工资，这些东西上交给组织，成为笑话；退还给人家，更不合适；给孙子们，他们也许又不当回事。麻烦！
今日早餐，老伴请厨师给家人做卤汁面条，雷雷还说：“祝爷爷生日快乐！”我说：“谢谢。”近十年来，每年的生日，儿子儿媳都给我买东西，孙子写贺卡，这两年小孙女晴晴也用鸡爪子似的字写贺卡。儿媳们买的皮鞋、西装、内衣、大衣、领带及纪念品，多得可以展览了。每到快过生日时，我都要老伴先打招呼，叫大家不要买东西了。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党好，国家好，大家好。”
退休了就是一个普通老人，退了就要休，不管事，少说话，支持中央，教育儿孙，安度晚年。
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长，也不知还有多少个生日要过。唯物主义者，顺其自然，越简单越好。
说心里话，想健康长寿，望过米年，不会有茶寿。形势好，家人好，医疗条件好，多活些时间大概可能。哈哈，你这个老头呀，野心不小！
（2008年8月25日）
4、过年
小时候盼过年。因为过年能穿件新衣，能吃上几块肉，还能放爆竹。
在清华求学期间，九年没回家过一次春节，在学校加一餐，饱饱地吃一顿，年也就过去了。
参加工作后，在工厂的七年中，过年自己从食堂买两个好一点的菜，吃上一顿，早早睡上一觉就算过年了；但许多时候是通宵值班，这也是自己安排的。
在武汉市当科委副主任期间，因手头拮据，发的各种票都用不完，每到过年就发愁。看到小孩可怜的样子，心里发酸，也很无奈。即便当了市长，经济条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总感到捉襟见肘。
到江西当省长、书记期间，生活有改善，吃穿没问题，但过年走访慰问很劳累，忧心困难群众，想念困难的姐妹。对过年没有什么兴趣，反而觉得是种负担。
到了山东，年前忙过一阵子，因不许人来家拜年，倒是清静。对吃什么，没要求也没兴趣。既不吸烟饮酒，又不好穿新衣服。儿子们全家来了，一起吃餐饭，也不放鞭炮，没有什么年味。
进京到中纪委工作，节前忙，过年时几乎不走访，平淡无扰，不过这几年鞭炮倒是放了不少。
退休了，去年在南昌过春节，来的人很多，实在累。不少同志还带上鲜花，有的还带些吃的东西。人家是好意，盛情难却。吃的东西有些什么，既不关心，也没爱好。想想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的群众、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很是不安。
今年在北京过年，不少领导同志来坐坐，心里过意不去。他们重任在身，实在不忍添扰。明年过年，一定到外地去，可能会给同志们少添点麻烦，自己也可以清心些。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过年也在变，变得更文明，变得更丰衣足食，变得时代气息更浓厚。“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天是美好的，可爱的祖国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中华民族的春节会越过越喜庆。
5、梦
几十年来，夜里常做梦，似乎“睡觉是为了做梦”。
小时候做梦，常梦见自己饱吃了一餐红薯，梦中醒来，嘴仍在动，似有一种精神会餐的味道。
初中时做梦，常于梦中哭起来，多因交不起伙食费，被勒令停学回家。
高中时做梦，常梦见病中难熬，有时甚至梦见自己病死了，父母哭成泪人，惊醒后，余悸难消，心潮难平。
大学时做梦，有时怪怪的，时值灾害之年，醒时饥来梦时吃，几乎每梦必“吃”。一次梦见下大雪，丰收了，吃得饱饱的，醒后，还用舌头舔嘴唇。还有一次梦见毕业后被分到北京饭店端盘子，客人吃过后，把剩下的残汤剩饭风卷残云般扫荡一番，饱饱吃了一顿，醒后仍似余味未消。
在武汉当市长时，有时梦见放开蔬菜价格，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醒后抹抹眼泪。有时梦见干了些工作，老百姓说好话，心里美滋滋的……
在江西当省长时，有一次梦见下到赣南一个县，县长说希望给些钱解决困难，但省里又没有钱，我说：“你知道省长是什么意思吗？省长就是省钱的，否则叫一个出纳来就行了。”醒后，苦笑了一下。又一次，梦见农业开发总体战搞了几年，到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胜似桃花源美景……
在山东当省委书记时，梦见过猴子爬树，也梦见过几大建设、大企业发展。还梦见过自己退休后，在英雄山漫步。醒后，感到自己已步入老年。
在中纪委工作时，做梦渐少，倒有那么一梦至今挥之不去。梦见有人议论我：“吴官正这个黑皮，不知海里的水有多深，不知人心难测。”我辩解说：“脸黑不是我的过错，虽不知水深几何，但再深也有底。虽不知人们心中想什么，但知道人民心中有杆公平秤。”
退休后，有时也做梦，但更少了，多为白天看了书或晚上看了电视剧，复现书中剧中的情节。使我难过的是前天看了中央电视台报道，有三亿人在清明悼念亲人，夜里梦见自己可怜的妈妈，当儿子的没为她做一件事，伤心地哭了，醒后还是泪眼蒙眬。真是心难安、魂难宁啊！
我年逾古稀，希望多做一些梦，但不要做噩梦，更不要做心里难受的梦。至于甜梦、美梦之类，当然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睡眠的首要功能是做梦”。
6、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5张毕业证书，40年前我很珍视对它们的保管，藏在木箱底层，上面放了些书和当“礼服”穿的的确凉衬衣，以及一条半新不旧的茄色裤子。
1986年到江西当省长时，不知是由于淡忘还是衣服多了几件，也不知是谁有意无意的“帮助”，证书找不到了，政务缠身，无暇以顾，也未放在心上。
约两年前，要搬家，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家人在破烂堆里扒拉，可能是找找还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据说在一个旧塑料包里发现了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证书，通电话告诉我时，我说：“莫烧掉了，请放到我楼上书桌抽屉里。”去年回南昌时，看到了它们，翻了翻，又放回去，也没多想。
退休后，闲来无事，不知怎的，又想起它们，拿出来看看。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剃了个瓦片头，似乎向人炫耀说，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我家瓦房，不再住茅草屋了，头顶上的这片瓦可以作证。脸部是皮包骨、棱角清晰的孩子相。之前没照过相，第一次摆姿式，显得很不自然；龇牙咧嘴，好像饿狼吃食，没个看相。
1953年，我对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就很不满意，也不相信自己是这般模样。一天，我到王老师房间里去，向她借镜子照了照，尽管摆过几个姿式，都差不多。当时想，算了吧，不是照片的问题，就是这个又黑又瘦的样子，再说又不是我的错。
这张照片，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解放后，想读书，家里穷无钱上学。一天，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土布裤子的一条裤脚扎死，“偷”了米，到学校报了名。后来父母知道了，也没责怪我，只是无奈地说：“实在没钱，家里人多劳力少，还去读什么书？你不听，我们也没法。”
余干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头发有些乱，比3年前“一团茅草”盖在头上好了一些，脸还是那样瘦、那样黑，嘴巴还是张开的，但牙齿外露已不太显眼。对这张照片，我虽不满意，但还勉强能接受。
这张毕业证书得来可真不容易啊！1954年发大水，家里田地几乎淹光，住的破牛栏砖瓦房被水浸了两米高，拆了家里一些旧船板做挡风壁的板子，在高的地方露天过夜，蚊子很多，我得了疟疾，死里逃生。没有钱上学怎么办？母亲把自己的耳环，姐姐、妹妹头上、手上的首饰都狠心地摘了下来，几经周折才到县银行换了10元4角钱，用10元报了到。由于政府的关心，学校的照顾，我得了乙等助学金，才得以延续学业。这张毕业证后面，隐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人情的淡薄、师长的关怀！
鄱阳高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是与时俱进了，但因长时间生病，样子更难看，像个捡垃圾的，面无表情，病态木讷，毫无精神，看了心酸。
怎么能不心酸呢？得了副伤寒，差点儿死了，还有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不堪回首。填报大学志愿时，班主任薛番琛老师的建议，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学校给了我20元到北京的路费，实在是喜从天降，要是这时照毕业照，脸上兴许会有点儿笑容啊！
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在大城市都不算落后，脸上长了点儿肉，表情还比较自然，也有点儿自信的样子。在首都上大学，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一直领的是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后来，生均伙食费每月增加了4元，生活改善了，再不长肉，效益太差了吧？恐怕也对不起助学金。大学6年，辛辛苦苦，顺利完成学业，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想到今后当个工程师不会有问题时，眼前好像一片光明。
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是参加工作后补发的。一些造反派说我们这样的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是修正主义苗子，不给我们发毕业证，也不按研究生发工资。当时家庭负担很重，读了9年大学同读4年大学的发一样的工资，心里很有想法，对发不发毕业证书倒无所谓。清华大学通知补发研究生毕业证书时，要我拿照片去，我选了一张自己认为对得起观众的照片。头发有些长，向左边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左派”。脸上还是很瘦削，额头上多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五官尚端正，嘴巴的样子自然从容，头微昂，两眼有神，看上去像个年老学生。这时，我已是葛店化工厂党委委员、车间主任，还做出了点儿成绩，同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心情很好。
这5张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印记了我艰难的漫漫求学路，印记了党和政府对我的恩情，印记了求学路上恩师与同窗的关爱。
看到这些照片，我心里难安的是，没有为母亲的哺育做半点儿回报，她就过早离开了人间；没能对卖首饰为我筹学费的姐姐有所关照，她也离我而去；没有为对我人生命运起关键作用的张泗安、薛番琛二位班主任做什么事情，两位恩师也过早离世。这些有恩于我的亲人，没得到我半点儿好处，也没看到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没有被辜负，想来又何以心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党和政府重视教育，资助学子。只要个人努力，考取了中学、大学、研究生的都能完成学业，怎么能不为今天的青年、为祖国的明天而欣慰！
5张毕业证书和上面的照片，尘封起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被扔掉、被烧掉，或许被保存下来，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见证了我个人艰难曲折的成长，也从细微处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变迁！
（本文写于2009年3月，有删节）
7、盖茨辞职的启发
2006年，年仅五十岁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向全世界宣布：他将提前退休，两年内淡出微软，把工作重心转向慈善事业。2008年6月27日，五十二岁的盖茨发表演说，正式辞去微软执行董事长的全职工作，含泪告别微软，并将58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悉数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没给子女留下一分一毫。
盖茨1955年出生在美国西雅图一个律师家庭，从小就表现出对计算机软件的浓厚兴趣，十三岁开始编写计算机程序，二十岁从哈佛大学退学，与童年好友一起组建了微软公司。他以非凡的远见和洞察力创造了微软公司在世界软件业的成功传奇，三十一岁成为世界首富，并连续13年蝉联这一纪录。如今全球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90%用的是该公司的软件。
他为什么要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退休呢？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并不居功自傲，恋位不放，而是居安思危，坚持人才是创业之本。他说：“如果我们不求改变，不吸引优秀人才，这对我们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他让出位置来，就是要让新人主事，率领微软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新突破，再上一层楼。为什么美国在世界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诸方面独领风骚？我们从盖茨的辞职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人才成长机制。
第一，放手让优秀年轻人才担当重任。盖茨才五十岁出头，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他看到微软在网络搜索和网络广告等方面处于下风，而微软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是扩大网络搜索引擎服务，为此必须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而他自己太成功了，员工们已经习惯了在每件事情上必须获得盖茨的点头认可，所以他说，“我确实在想，如果我不担任微软的工作，微软才会新人辈出”，“我不能再挡道了，我离开后，会有人填补我留下的空白”。这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怎么对事业有利、怎么对微软发展有利，他就怎么做。邓小平同志说，要“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还特别提出“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与全国人民一起创造了新时期的辉煌。这些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各地培养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干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候，越要有宽阔视野、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创造条件放手让年轻干部担当重任，使我们的队伍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使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
第二，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强调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机制。这些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得到扩大、监督得到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也进行了大量探索。当前，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要改进选拔人才的方法和机制，优化选人用人的制度环境，使像盖茨这样的领军人才能够不断涌现出来。我赞成不拘一格，广开才路，看人首先看这个人干什么最有出息，而不是先看他有什么毛病；用人应用其所长，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不只是看他的资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适应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人才培养和成长方面，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第三，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跨越，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出国留学人员规模持续扩大。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教育创新，根本的是推进素质教育，关键是完善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盖茨十三岁编软件，在许多中国家长看来是不务正业；大学退学办公司，简直不可思议，但他成功了。我们要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重视人才的个性发展，对偏才、怪才、奇才应网开一面，不能搞单纯的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批量化生产，而应努力做到因材施教，注意发挥学生的爱好和特长，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要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和人才评价方式，把当前的应试教育切实转到素质教育上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8、“愚公后代”改行
今天上午，乘车去济南园博园参观。阳光灿烂，地上的积雪映入眼帘，世界似粉妆玉砌。隔窗眺望，山上银装素裹，漫山的松树像身着白绸的靓女，随风摇动，仿佛在跳集体舞。山窝、崖壁被爬山虎覆盖，叶还未全部凋落，藤上的白雪好像一串串不规则的乳白色珍珠，如同一幅意境灵动的画卷。
思绪把我带回八年前。一次乘车去平阴，看到本来身披绿装的山，被挖得千疮百孔，心情沉重，突然问身旁的玉堂同志：“你知道愚公是哪里人吗？”他说：“大概是河南人吧？真说不准。”我又问：“愚公的后代现在何处？”大家愕然。我说：“愚公是河南济源人，他的后代有的可能迁来济南，继承遗志，多年来还在挖山不止！”聪明的市长急忙说：“书记批评得对，我们一定改，过两年你再来看吧！”我点了点头。
真没想到，这位市长和现任市领导这样有心，说话算数。几年下来，不但停止了挖山，而且在被乱挖的地方都种植了爬山虎，已看不到裸露的山体了，真让人高兴。在车上，我又问老朋友——这位原市长：“愚公后代现在干什么工作？”他笑着说：“全改行了，进了绿化队，工作生活都很好。”大家哈哈大笑。
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上奔驰，眼前景色醉人，我看得入神，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迷迷糊糊做起梦来：
我要车停下来，想爬爬山，大家不同意，老伴也说：“山太陡，不安全。”我不听，一个劲地向前跑，回头一看，地上留下的一个个脚印，是一行弯弯曲曲、比较规则的雪坑，自己跑在最前面，有些得意。看到这皑皑白雪覆盖下的树木和爬山虎，想到来年春天的绿色海洋，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时已到山上，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感到身体好像无边落木萧萧下，兴致却似不尽长江滚滚来。明知筋力衰，但觉新意来。我站在雪地里，抓起爬山虎的落叶和着白雪往脸上涂抹，很像老夫突发少年狂，情不自禁地叫起来：“改行好！改行好！”
老伴推了我一把说：“你真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还说梦话……”
（2009年11月19日于济南东山小区）
玉堂，即谢玉堂，时任山东省济南市市长。
现任市领导指焉荣竹与张建国，当时分别担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和济南市市长。
9、对“一分为二”的思考
我赞成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之一。那么，是否有时候也能“一分为三”呢？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存在出生、成长、消亡三个阶段。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分天下;自然科学常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工作成绩分为上、中、下。国家之间存在和平相处、屯兵对峙、战争对抗。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阴阳人；白天和黑夜之间，也有交叉瞬间；正数和负数之间，还有0；好和坏之间，还有“中不溜”，并不是任何事物、任何情况下都“非此即彼”。有学者提出，世界上已知的重要文明发源地，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断，是中庸之道起了重要作用。喜欢走极端的民族更容易走向毁灭。
有人把世界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有人把人群分为左、中、右。一张桌子，要稳定，只需三条腿，因为三点确定一个面。聪明的兔子要挖三个窟，军队多称三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不也是三嘛！三角恋爱不好，但确实存在。斐波纳奇数列中的“3”在大自然中大量存在。蔷薇、玫瑰、月季，水芙蓉、木芙蓉、草芙蓉，不都是三嘛！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基督教讲的三位一体，但丁《神曲》想像人死后地狱、炼狱、天堂的三种境遇，牛顿三定律，开普勒三定律，不都是三嘛！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政通人和。
其实，也不止三，还有四呢，如物质不但有固态、液态、气态，还有等离子态；自然界已知的力有四种：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发现黑洞有四定律，第一、二、三定律，还有一个第零定律；热力学也有四定律，第一、第二、第三定律，也还有个第零定律。
还有一分为七呢，例如，白光用分光镜可以分成七种不同颜色的可见光。人的眼睛能看见的光波波长为760nm—390nm，从波长较长到波长较短，依次为红、橙、黄、绿、蓝、靛、紫，我们感觉到的白光，其实是同时看到这七种颜色，或者同时看到红、绿、蓝三种颜色。毛泽东同志早在1933年填的《菩萨蛮?大柏地》中，就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名句，用形象的语言准确地指出白光是由七种颜色合成的。
看问题有时多换个角度，在策略上有利于争取多数，争取主动。当然，首先要坚持“一分为二”这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别是遇到革命、不可调和的矛盾、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等问题的时候。
（2009年1月18日）
10、“0”有多大？
怎么说呢？可以说“0”是没有，也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比它大的太多太多，比它小的也太多太多。有多少比它大，就有多少比它小。
自然界中处处有“0”的概念。海平面为“0”，地平线为“0”。有的不说“0”，其实为“0”。如这棵树没鸟，那棵树无花；这条路上无人，那条路上无狗；这群人中没女人，那群人中无老人；这本书没人看，那本书没人买；这间房没人住，那间房没养鸡。
“0”对社会而言，很重要。如对人对事要一碗水端平。法院门楼画上天平，表示公平正义。这人水平高，那人水平低，这水平也是“0”的意思。他缺老婆，她死了丈夫，对他和她来说配偶不也是“0”嘛。
对家庭、单位来说，“0”也是不可少的。有人一言堂，另一方没地位、没尊严、没发言权、没决策权，这里的“没”不都是“0”的意思吗？有的人六亲不认，对方的父母健在，好像没有似的，这“没有”不也是“0”的意思吗？
在交朋友中，有的人没朋友。在用人方面，武大郎开店，比他高的不要，这里“没有”、“不要”也是“0”的意思。还有许多，如某人是文盲，某人是美盲，某人是科盲，这个盲就是“0”嘛。
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导致许多植物、动物灭绝，这“灭绝”也是“0”了。
骂人也少不了“0”的概念，如骂别人断子绝孙，这里“断”、“绝”也是“0”呗。还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一个不留，都是“0”的意思。
说人家好，如这个人没有毛病，看不出他有缺点；他很漂亮，用放大镜在脸上找不到一颗麻子；说人家不好，如他很绝情，无情、无义、无耻、无信，这里的“没”、“看不出”、“找不到”、“绝”、“无”，都是非常清楚的“0”的概念。还有许许多多，如胸无点墨等。
我不是教授，也没什么学问。如果哪位研究生做一篇题目为“‘0’的辩证法”的论文，在答辩时愿意通知我，我会去凑热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个“无”等于“0”！
（2008年3月）
11、夹缝与“二月天”
孔夫子把自己比作夹缝中的人。他在去世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而丘也殷人也。”意思是：殷人殡于两楹之间的夹缝，而我是殷人，也处在夹缝之中。
这条夹缝有多长，他没有说，也许说的是人生旅途的整个过程，也许说的是人生的感悟吧。
人生的旅程像自然界的长河，从空中鸟瞰似宽窄不一的夹缝，曲折蜿蜒，奔流不息；既有宽阔的坦途，亦有深渊峡谷，暗礁险滩。
世人谁又不是处在夹缝中呢？这夹缝好像既有形又无形，既具体又抽象。夹缝的坚壁有道德的规范，有法纪的约束，有思想的局限，有心理的障碍，等等。
人生的夹缝有刚有柔，有带刺的玫瑰，有凸出的尖锋，有流出的蜜汁，也有喷出的毒液。
人在夹缝中有时感到自由舒展、温馨惬意、踌躇满志，享受探索的快乐；有时感到束手束脚、左右掣肘、风刀霜剑、心灰意冷，经历挫折的痛苦。
夹缝中的人，总的趋势是往前挤。有的积累出经验，摸索出规律，朝着更宽阔处前行；有的削尖脑袋往上钻，慌不择路往前窜，结果不是在原地打转，就是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走上不归之路。
夹缝中的人，有的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相互体谅，携手前行；有的相互挤兑，相互排斥，相互争斗，你死我活……
人在夹缝中免不了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得失难断，世事难料。要么积极适应，逼着自己开动脑筋，左思右想，前瞻后顾，作出选择；要么接受指点和帮助，吸取经验和教训，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要么经受磨难，愈挫愈奋，砥砺意志，奋然前行；要么畏难发愁，不思进取，消沉堕落，一蹶不振；要么一意孤行，鲁莽蛮干，独断专行，肆意妄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人生的夹缝也像自然界的“二月天”。蚕要温暖麦要寒，种田的盼下雨，养蚕的怕阴天，实在令人为难。然而，“二月天”又孕育着生机，充满着希望。二月春风似剪刀，能裁出如眉细叶。绿柳才黄半未匀，桃红又是一年春。经过了二月天，等到“满园春色”时，会有“出门俱是看花人”的兴奋，更有“今年花胜去年红”的感慨。
就人的一生而言，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遇到挫折、磨难，甚至痛苦，那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只要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千锤百炼，经风雨，见世面，勤恳努力，克己自律，开拓创新，就能生存、发展、创造、奉献……
（2009年12月9日）
12、从马哈鱼说开去
动物中最有献身精神的，可能要数马哈鱼了。在大学读书时，第一次吃马哈鱼，感觉味道很鲜美。后去厨房一瞧，这鱼嘴巴阔大，两眼外突，长相实在不敢恭维。当时有个戴眼镜的女同学，嘴巴大且厚，一个同学有点儿“缺德”，给她取了个“马哈鱼”的绰号。
前年去三江平原，饭桌上有大马哈鱼，我不客气地吃了半碗。当地同志介绍说：“这鱼产卵后就不走了，死在那里，给幼鱼苗吃，小鱼长大了，游向海中，以后再洄游江河产卵。”我听后大吃一惊，此后几天再没吃马哈鱼的肉和子，心中怅然，似又难言，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小时候，家住鄱阳湖滨。每年秋季来临，大雁、野鸭列队从北方飞来；来年春暖花开，它们又编队返回北方，其遵守纪律和准时有信，常令我叹服。这些年住在城市，几乎再未看到过雁阵飞行、野鸭列队。
青蛙有的好看，有的丑陋，但它们吃害虫，功不可没。在求学阶段，虽能背诵“青草池塘处处蛙”的诗句，但出于无知，更因为饥饿，时常捉它们、钓它们，剥皮炒辣椒吃，当时觉得味道好极了。现在想来，有些残忍，不该对人类的益友使用“专政手段”。
娃娃鱼，我决不吃。不是有什么觉悟，而是它长得有点像娃娃，叫声也有些像。十多年前，我的一个亲戚送到家里一条约两斤多重的娃娃鱼，我说：“放了吧！”前年去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看到许多娃娃鱼，大的有四五斤重。主人做了给我们吃，我没吃，请服务员端走了。饭后有同志议论，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味道真棒！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我也不吃乌龟，连看它一眼也没兴趣。有人劝我说：“吃了会健康长寿。”我心想，老父亲从不吃这些东西，不是活了96岁吗？好吃还要造舆论，听了有些烦。
大雁、野鸭我曾吃过，也喜欢吃，近十多年没有吃，也决不再吃了。去年亲戚托人从家乡捎来两只野鸭、一只大雁，我没吃，说：“身体不好，吃了上火。”这不是真话，是善意的掩饰。
我对马哈鱼、大雁、野鸭、青蛙是有过错的，对娃娃鱼、乌龟也没有主持公道。当然，我自己不吃并不反对别人吃。人工繁殖了那么多娃娃鱼之类的，吃了既能饱口福，也有经济效益，未尝不可。但对珍稀动物，千万要注意保护，把它们吃绝了，最终受害的是人类自己。
我们要记住恩格斯的教导：“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要学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009年5月）
13、为它们说几句话
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的书房，定睛伫立，木架上摆了许多动物模型，有虎、猴、猫、牛、马、羊、兔、驴、狗、狐等，还有不少禽类和爬行类的小木雕，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要我为它们说几句实事求是的话。
它们不会说话，想要我当代言人。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已退休了，不愿管事。但又想，闲耗着，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也无大碍。其实，以动物喻哲理的名言，伟人们说过不少。
毛泽东很伟大，说自己“七分虎气，三分猴气”，好像也说过“每临大事有静气”。要是虎气、静气、猴气的比例大体适度，可能政治运动要少得多。
邓小平很伟大，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话语通俗，道理深刻，讲得实在，讲求效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国家发展很快。
鲁迅先生是大师，他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希望学习牛的勤奋、奉献精神。老先生要痛打的“落水狗”，指的是某些人。
有些比喻也可以作另外的解释。什么“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这样去耍猴，搞几个小钱，亏他说得出口。什么“吹牛皮”，其实吹的是羊皮，在黄河上谋生的劳动人民，把羊皮吹起来做成筏子，用作交通工具，有人借来指责说大话的人，还说得过去。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但有人掺假，败坏了奶牛的名声，伤害了无辜的儿童，不是缺德吗？对“鼠目寸光”，我不想发表议论。
对马和羊，人们多有好感，比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到成功，亡羊补牢，穿羊皮、吃羊肉、喝羊奶，羊同鱼放在一起煮就鲜。但“快马加鞭”不好，马已跑得很快很累，还要抽它们，实在太缺同情心。
对驴和兔，怎么说呢？驴大概比较老实，反抗精神不强，什么黔驴技穷、卸磨杀驴、倒骑毛驴，一个任劳任怨的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偏要跟它过不去？至于狡兔三窟，那是它们逃命用的方式，有的人学歪了，下场可悲，是自作自受。
还有狐和狗。有的人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狐和狗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一些人的丑态令人厌恶。狐确有难闻的气味，但它们没有洒香水去蒙人确是真的。至于狐朋狗党，狐有无朋友，我没有研究过，狗没有党却路人皆知。有的人搞狐朋狗友，使狐和狗连带挨骂，这就是不讲道理的强加。
我讨厌蛇，对引蛇出洞、杯弓蛇影，很有些看法。如果把引蛇出洞用在政治斗争上，会使人觉得是搞阴谋诡计，同情上当的人。杯弓蛇影是指有的人疑心很重，胆子又小，本来与蛇无关，却怕成那个样子，该不是做了亏心事吧？
有的文人喜欢“万物静观皆自得”，在写景、抒情、怀古、说理时，涉及动物，总的比较客观。但从古人的诗句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一是飞禽多，写其他的也有，如“两岸猿声啼不住”、“青草池塘处处蛙”等。二是触景生情多，如“翠掩重门燕子闲”，传递出闺中思妇的孤寂之感；又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透出世事无常、繁华不再的伤感；“纱帽闲眠对水鸥”，是傲吏蔑视功名利禄，把乌纱帽搁置一旁，悠闲地对着水鸟闭目养神。作者是不是真这么想的，我也无从去问。
人类应学习动物的某些优点，而不该因为自身弱点和劣性给动物强加莫须有的恶名。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可以征求动物们的意见，但需懂它们的肢体语言。
法国文学家洛蒂在《溺水的猫》中写道：“我们的福音书给了我们美妙的、关于慈善的教诲，但它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缺漏，它根本没有提到对动物的恻隐之心，而婆罗门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以难以忘怀的语言教导我们要怜悯动物。”我虽然为它们讲了几句话，但比洛蒂晚了一个多世纪，也不一定说到点子上。但我保证，今后对它们活着的同类，或对木雕、石刻、绘画、烧瓷等模型，会尊重善待。人类从动物的身上有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对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似应有所启迪。这也许是动物们对我们的一点儿小小要求吧！
我的眼睛再一次注视着木架上的动物模型，似乎答应了它们的要求。
（2009年3月）
14、康熙看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它的雄伟壮丽世人惊叹。对于保护长城、修缮长城，我是赞成的。
有人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我认为长城也反映了当时封建王朝偏于防御的战略思维，记录了统治阶级的软弱。
近日看到：1691年6月，古北口总兵蔡元向朝廷上书，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在这份奏折上批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赤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真了不起，他要修筑的是一座无形的“修德安民”的长城啊。
毛泽东对此的认识确实深刻：“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可以说，与康熙帝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熙文韬武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败噶尔丹，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千古一帝。康熙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视野开阔。他向汉族学习国学，对经史子集、声律、书法、诗画等几乎都有研究；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法、农学、医学等，几乎都有涉猎，还写了八九十篇自然科学的文章，十分难能可贵。他请外国人当老师，甚至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实在了不起。假如康熙看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等著作，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对他会有何启发？对他治国会有何影响？当然，历史是没有“假如”的。我们在三百年之后搞改革开放，学习先进管理经验，请外国人当厂长，还曾引起不小的关注，大概是因为康熙聘请“外国专家”之事没有广为流传的缘故吧。
（2007年12月）
15、有问有答
老苕这老头怪怪的。常说自己不愿上电视，怕观众为难；不愿照相，但有人要合影，他也乐意，认为这样反衬别人靓丽，算是物尽其用，做了点贡献。
老苕不愿出头露面，不愿讲长话，讨厌讲空话、大话、套话、假话。有人说他的话不好懂，他反问：“我讲好话你们听不懂，骂人的话怎么就听得懂，你们耳朵是否装了滤波器？”当然他的话确实难懂，“洗澡”和“洗脚”就难分清楚。但话又说回来，哪有“洗澡”不“洗脚”的呢？看来分不清也错不到哪里去。
老苕极少接受采访，这次他打破常规，有问必答。
记者鲁干问（以下简称为“鲁”）：你什么时候最高兴？
老苕回答说（以下简称为“苕”）：五十年前考大学，看到入学通知书时最高兴。
鲁：你什么时候最痛苦？
苕：母亲去世的时候。
鲁：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苕：绿色和红色。
鲁：你最爱什么？
苕：共产党、祖国、人民、家人。
鲁：你讨厌什么人？
苕：忘恩负义的人。
鲁：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苕：能约束自己。
鲁：你的弱点是什么？
苕：脾气坏。
鲁：你认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
苕：是自己。
鲁：你为什么不说“吹牛”，而说“吹猪”呢？
苕：我水平低，力气小，嘴又笨，只能“吹猪”。
鲁：你认为最穷困的是什么？
苕：一是饥寒交迫，生存艰难，苦苦挣扎；二是滥用权力，贪财好色，挥霍放纵。
鲁：你对富有怎样理解？
苕：有吃有穿有住，孩子能受到良好教育，生病有钱治。
鲁：你对善良是怎样理解的？
苕：对人真诚、宽容、正直、诚信，关心他人，重视情感等内在品质。
鲁：你对时间如何理解？
苕：“光阴似箭”是说时间过得很快，“一寸光阴一寸金”是告诫我们要珍惜时间，当然是对的。我认为席勒在《孔夫子的箴言》中说得更全面。他说，时间的步伐有三种：姗姗来迟的是未来，急流飞逝的是现在，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
鲁：你对吃喝怎么看？
苕：我赞成伊索的话，平平静静地吃粗茶淡饭，胜于提心吊胆地吃大肉、喝猛酒。
鲁：你对钱怎么看？
苕：钱是身外之物。没钱很难过，钱多用不好会坏事。有钱尽可能做些公益事业。
鲁：你留给后代的财富是什么？
苕：艰辛的经历、不怕困难的精神、爱心和诚实，还有一个较好的学习方法。
鲁：你还记得离职时讲的话吗？
苕：记得。安度晚年、保持晚节，不忘自己是一个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
鲁：你退下后心态如何？
苕：很好，蛮“结棍”的。
鲁：你工作之余最喜欢干什么？
苕：看书。
鲁：听说你最近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等伟人的著作，有什么新体会？
苕：越学越深感对许多问题还是一知半解。马克思的许多论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还在发展。
鲁：听说你喜欢看莎士比亚的作品，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苕：看过一些。莎翁对金钱的看法很清醒，他说：金子，只要一点儿，就可以使黑变成白，丑变成美，错变成对，卑贱变成高贵，老朽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鲁：听说你在写东西，是吗？
苕：有时写点儿，打发时光，不过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可能少生点儿病，因为“疾病是逸乐所应得的利息”。
鲁：你有什么期望？
苕：期望党与时俱进、不断增强创造活力，国家科学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防强大、民主进步、法制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期望我的后代不出不肖子孙。
鲁：你有过想不通的时候吗？
苕：也有。但看到忍饥挨饿的穷人、奄奄一息的病人、遗体告别时的亡人，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鲁：你对死是怎么看的？
苕：不做梦的长眠罢了。人生是一个过程。刚生下来的孩子，他的哭声好像声称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欲望，紧握的小手好像要去抓取权和钱；到死的时候，他嘴巴紧闭、双手摊开，好像在表明人生的旅程已经走完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儿启发？
鲁：老苕这个名字怎么理解？
苕：湖北话“苕”有愚蠢的意思，老苕就是一个笨老头嘛。
鲁：你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今天我可是采访你了。
苕：这算不上什么采访。既不“花边”，也谈不上“娱乐”，没有发表价值。不过是朋友之间聊聊，你问我答。
据了解，老苕这个人做了不少好事，帮过不少人。发火是他的“强项”，训起人来很尖刻，越是亲近的人批得越凶。不过，他是个菩萨心，过后又照样关心这些人，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进步。当然也有造成误解的，但对自己有意见的人，他很少发火。
他还有一些怪论，什么“窗帘为何两层”，“人走茶凉”，“猴子的屁股”，“好看的花不一定都香，不好看的花未必不香”，“人心肚里空，眉毛藏臭虫”，“三问一不知”……有意思的是，有人给他送礼，他说：“我只需要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你们好，其他都不需要，谢谢！”
老苕有时很严肃，发脾气时，脸涨得通红；有时也可爱，说笑话逗得人捧腹。他很重情，结发夫妻已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不爱钱，说有一点儿就可以，多了坏事；不恋权，说退下来好，这是一个进步。还说福不可享尽，权不可用尽，否则就走向反面。
老苕说自己对生与死都很坦然，物质不灭，不然违反了辩证法，见到马克思还要挨批评。
16、老谷的奇谈怪说
老谷话多，我是他多年的朋友，也是最忠实的听众。我把这几年他讲的一些好玩的话编了个“老谷语录”，聊博大家茶余饭后一笑。
头发
小时候，我留的是瓦片头，有人说是“锅盖头”，也有人硬说是“马桶盖头”，自己摸摸，觉得像个土豆。说扁不扁、说圆不圆，很不满意，干脆剃了个光头。成年后，留了个与时俱进的发型，绝大多数头发往左边分，有人说，你想当左派，还在头发上做记号。我听了，干脆理了个平头。又有人说，你学小平同志的发型。我只好把头发又留长，往后梳。还是有人说，你装老干部，人太瘦，不像。真令我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年过半百，头发开始斑白，常染成黑色，人家又喊颜色要打假。现在不断掉头发，渐稀疏，很透光，心想没几根了，随它去吧，但决不戴假发、戴帽子，也不剃光头，总而言之，顺其自然吧。
钙多
老伴常说我吃得多，不长肉。我说：“都长骨头了，骨头里含钙多，硬气。有的人吃得多，只长脂肪不长骨头，身体比较软。”她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说：“某某腹部很大，实现了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某某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
尺码不对
在江城工作时，一天，爱人把大儿子的一双37码的鞋放到我脚前，要我穿。我说：“我穿40码的，鞋太小，穿不得。”她说：“你总是用一个标准要求人，用一种方法教育人，你也晓得40码的脚穿37码的鞋会很痛苦？”
天高地厚
有一次，因为张局长没有处理好一个信访案件，我批评她不知天高地厚。她回答说：“谷书记，地球的直径约一万两千七百公里，只是天空多高无法测量。”我哭笑不得，说：“有人说你很会吹牛，看来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她说：“我不会吹牛，没那么大力气，吹猪还马马虎虎。”我抢白道：“猪是比牛小，但猪皮也不薄啊，就你这个块头，能吹起来？”
也不多
我在县政府工作时，一天到市里去汇报，中午在市招待所吃饭，很快盘碗尽光。我抹了抹嘴说：“市招待所的同志非常爱护我们，一顿饭，给我们吃了99%的米、1%的沙，沙子也不多，是考虑到大家的消化能力欠缺，帮助我们锻炼消化能力呢。”
比老苏好
有人问我，你怕老婆吗？我说：“苏格拉底是我的榜样，但我条件比他好得多。他在家里待不住，只好每天到市场上听别人辩论，逐渐锻炼得思维缜密，巧舌如簧，非常善于‘反讽’。我在家里待着还能读书、看报、吃饭、睡觉，也就不可能有他那么高的智慧了。”
假话
有人问我，说过假话没有？我说：“爱说实话，也说过假话，但都是些善意的虚话，不是为骗人，也不是为谋利。比如，我喊过‘毛主席万岁’，也喊过‘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个很黑的女人问我，她漂不漂亮？我说，‘漂亮，比诸葛亮的夫人还漂亮’。”
吃苦头
说违心话，常能讨得听者的喜欢。比如，对贪官，说他廉洁；对丑女，说她漂亮；对庸才，说他能干；对悍妇，说她贤惠……效果都较好。但我做不到，常吃苦头。
解放
这几年过春节时，家里十多口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菜有十多个，很丰盛。老伴总希望大家多吃一点儿，不断地给孩子们夹菜。二儿媳说：“这是妈夹的菜，吃多吃少是水平问题，吃不吃是态度问题。”小儿子说：“我理解也吃，不理解也吃，在吃中加深理解。”我说：“要实事求是，吃饱吃好就行了。”孙子、孙女们一个个站起来说：“爷爷解放了我们，放鞭炮去了！”
使用价值
我在位时，女婿对我比较尊重。每次对我微笑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退休后，他对我发过几次脾气。我十分不解，问与他最要好的人“到底什么原因”，这位同志说：“你没有权，也就没有使用价值。他发你的脾气，也是为了改造你的世界观。”我惊愕地张大了嘴。
一面派
一小青年委托朋友炒股，有时拿着电话哈哈大笑，有时沉着脸说“没关系”。我同他开玩笑说：“你的股涨了还是跌了，都写在你脸上，从你的表情就可以准确判断出来。”他说：“那有什么奇怪，我是一面派呗！”
创新
家里的炊事员常喜欢创新，粉蒸排骨里放许多啤酒，酸得吃不得，还问我“味道还好吧？”我说：“没有醋那么酸！”用新方法红烧鲤鱼，里面还是生的，他问我：“好吃吗？”我说：“里面还有血丝，正合广东人的口味。”……他也感到效果不理想，说：“看来没有谱的创新，最好不要搞。”
不违纪、不犯法
有一次开大会，台下有人打瞌睡，有的还打呼噜。主持会议的同志很生气，给予了严肃批评。散会后，我说：“莫批评他们，可能昨晚人家加班了，也可能对报告的内容不感兴趣，顶多把他们叫醒。因为开会时打瞌睡、打呼噜，既不违纪，也不犯法。”后来这话传到开会睡觉者的耳朵里，都说听起来比批评更难受。
当官不可先去卖红薯
一些流传很广的话，有的也需要再想一想，比如，戏剧《七品芝麻官》中的清苑知县唐成不畏权势，与大奸臣严嵩等权贵作斗争时，曾理直气壮地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很欣赏这句话，但更同意山东籍作家张宏森在《大法官》中说的，“当官要想为民做主，首先不能去卖红薯！你去卖红薯了，怎么可能再来为民做主？”当干部的要尽职尽责，坚守本分，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不怕恶人。
人才和口才
一次，我到某县考察。在车上，县里主要领导滔滔不绝介绍了两个小时，没有停一秒钟，也未喝一口水。看到沿途的山地全部种上了果树，栽上了竹子，确实变化很大。停车后，我说：“你真行，既是人才，也有口才。你是入错了行，要是去说相声，可能和侯宝林也有一比。”大家都笑了。
谈话
那年，我接到一封举报某县主要领导的信，请组织部门去了解了一下，这人确实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了工作。我请求组织部门免去他的职务，并把他找来谈话，说：“现在，你家除了狗和猫没安排工作，其他都安排了。今后，可能除鸡和猪不提拔，所有的亲戚都会被提拔。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防止你再犯错误，只能将你免职，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服从吧！”
“不做表面文章”
有一年，到一个郊县检查工作，招待所客房边有一个水塘，上面长了许多青苔，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吃饭时，几只绿头苍蝇在桌上飞舞。我对县委书记说：“你这个县有不少优点，特别是‘不做表面文章’，不知市里的同志发现没有？你们看路那样脏，池塘水发臭，吃饭还有鲜活苍蝇乱飞。搞得大家很忙，一手拿筷子，一手赶苍蝇……”一阵沉默后，县委书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说：“认识了就好，相信你们会做好！”
人云亦云
我知识浅薄，承认对许多问题还一知半解。过去见到不肯正视困难和危险的人，有时也人云亦云地说，这是“鸵鸟精神”。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没有人真正看到过鸵鸟将头埋进沙里的情景，如果那样，沙子会把它闷死。它只是将头和脖子贴在地面，这是为了隐蔽自己、辨听远处的声音。这是我九年前到鸵鸟养殖场参观了解后才知道的。此后，再没有用“鸵鸟精神”或“鸵鸟心理”之类的词来胡乱比喻了，真不忍心将错误的理解强加在鸵鸟身上。
无胆有忠心
有个人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后说：“我已无胆，不存在胆小如鼠、胆小怕死，也沾不上胆大包天的边。是否无胆有识呢？”我接着他的话说：“没有胆，哪来的有胆有识？没有胆，哪有壮壮胆的必要？没有胆，就不存在胆量？还有胆汁呢！没有胆，‘胆大妄为’如何说？无胆的人就一定不妄为？未必！没有胆，也就没有苦胆了，就一定甜吗？也未必。没有胆，哪来的赤胆？但忠心不能没有，总不能因胆株连心，说人家无胆无心吧！”
最大功劳
有人问我，如何评价《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我说：“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大概没有争论。要讲功劳，我认为，老关最大的功劳是放走了曹操。曹雄才大略，集奸雄、枭雄和英雄于一身，只有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有能力结束长期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实现国家统一。这是不是谬论，不想争论。”
《周易》
有人问我，读过《周易》吗？我说：“读过，没太搞懂。觉得《周易》是在讲以柔克刚的哲理、吉凶祸福的转换、阴阳动静的变化、知变适变的智慧。它还是二进制数学的鼻祖。再考虑，似乎觉得周文王演《周易》目的是为推翻商纣王作理论准备。”
柔舌克刚牙
有人问我，什么叫以柔克刚？我说：“道理讲起来太抽象，给你举一个例子。八九十岁的老人去世，他们的牙齿大都掉光了，而舌头都是好好的，这说明刚者易折，柔者易存，大概就是你说的以柔克刚吧。”
17、芸芸众生
前些天，我去拜访一位姓蒋的老朋友。他正与女儿女婿议论芸芸众生。我认真听了，心想：你们既喜欢琢磨事，也爱议论人；虽然有些话未必尽然，但也可能是他的切身感受。回来后，默记了下来：
芸芸众生的“芸芸”出自《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众生”出自《礼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芸芸众生原指世间的一切生灵，现指大千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知道人类有26588个基因（DNA）。人与人之间的DNA有999％相同，在人类身上30亿个碱基对中，01％的差别代表300万个不同的碱基对，每个碱基的不同，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基因和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平分秋色，各为40％（我认为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更大）。内在品质是相对稳定的，但行为表现则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是有道理的。
有的人天资聪慧，勤奋刻苦，如果再有一个好的方法，又生逢其时，赶上好机遇，必能成就一番事业，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领军人才。
有的人聪明、勤奋，也有好的方法，但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能否立业，就难说了。
有的人聪明，但懒惰，想入非非，虚无缥缈，难成大事。到头来，多为遗憾抱恨，这样的人不算少。
有的人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得志便猖狂，久而久之，终会栽跟头，这样的人也不鲜见。
有的人智商不算高，但勤奋踏实，遵纪守法，日子过得去，有的可能过得还好，这样的人比较多。
有的人智商平平，懒惰且又自命不凡，很可能会铤而走险。有的人智商不低，却无做人做事的底线，胆大妄为，监狱中有不少这样的人。
有的人外表看似忠厚，实则阴暗，脸皮很厚，疑神疑鬼，造谣生事，不择手段，这样的人多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奸雄、枭雄、狗熊之类不乏其人。
有的人一脸阴相，私心极重，趋炎附势，蒙骗有术。受其蛊惑上当的人，一旦了解真相，往往“苦不堪言”，后悔“自作自受”。
有的人品行不端，又喜欢整人，一旦得势，顺者昌，逆者亡，对人使坏，面无表情，手段阴狠，多遭报应。
有的人看似耿直，但心怀鬼胎，善于琢磨人，口是心非，沽名钓誉，有时会得好处。当被蒙蔽的人识破其真面目，要么不做声，要么“而已、而已”。
有的人半边聪明半边蠢，多为受争议的人物，因为有的看到他聪明的一面多些。有的看到他愚蠢的一面多些。这样的人有的受到重用，有的被“冷藏”在那里。两只眼睛总难在短时间内把人看透，两只耳朵很难做到兼听则明。
有的人愚蠢，在高明人的调教下，以愚蠢赢聪明。最典型的事例，大概是曹操选曹丕接班，曹丕选曹睿继位。愚蠢有时易打动人心，比聪明还管用。
有的人很会算计，与有权势的人交往，投其所好，不露声色，不提要求，很能使人感动。到时候，他的目的往往会轻而易举达到，但时间长了终会露出狐狸尾巴。
有的人喜欢当打手，当帮闲，受权势者支使，甚至为虎作伥，即使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还笑嘻嘻地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怎么能对您这样无礼呢？”听者感动，以后他的获利回报可能会更丰厚，但假面迟早会被戳穿。
有的人没有是非，没有正义，路见不平，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遇到有人对己不公时，又怨天尤人，怪别人不帮忙。遇到有人帮他时，或可能自责，或心安理得，不予反思。
有的人浪荡行骗，弃子离妻，独自闯荡，不尽为父之责，不尽为子之孝，受人唾骂，仍我行我素，将来定不会善终。
有的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胡作非为，贪污受贿，纵亲庇友，争权夺利，一旦受到法纪制裁，必定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
有的人专门欺侮人，受欺的要么无法忍受，拿刀拼命，要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有的人毫无同情心，亲友遇困难不肯相帮。待日后反求于人时，人家想起彼时他之无情，很可能会有修养地说：“对不起，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有的人表面堆笑，内心阴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知恩不报，毫无良心。帮过他的人都说自己“瞎了眼”。这样的人，善于利用别人，瞒天过海，蒙人骗人，没准还会有“进步”呢！
有的人不但喜欢说大话、空话、套话，而且喜欢说假话、谎话、鬼话，这样的人有的八面玲珑，有的私欲熏心，有的自欺欺人，有的像跳梁小丑。
我认为，世间芸芸众生，绝大多数是遵纪守法、循道崇德的好人。缺点错误人人难免，知错即改、弃恶从善，终是主流。
（2007年11月）
18、荒诞的梦
今天上午，绰号“一撇”的大学同学来看老谷，说他做了个比《天方夜谭》还离奇的怪梦：
孔丘邀请嬴政、刘彻、曹操、朱元璋开会，交流治国经验。这些人你望着我，我看着你，绷着脸，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孔丘对曹操说：“你文韬武略，请先谈。”曹操说：“我以脸厚心黑、翻云覆雨，纵横驰骋于乱世，成功之道是总结借鉴了历史上一切奸雄枭雄的做法，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招数。”朱元璋沉不住气，抢过话头说：“我能当皇帝，一是不择手段，二是滥杀功臣，三是搞冤假错案。”嬴政接着说：“老弟们，都干得不错，我善于用人，也很残忍，统一六国要杀，你孔老先生胡说八道的学生要坑，乱政的书要烧，度量衡、文字等都要统一，没有这等气魄，天下怎能为之一统？但我想长生不老，着实无知，竟重用赵高，真是悔青了肠子。”刘彻笑了笑说：“我喜欢打仗，开疆辟土，功劳很大。有人说我的老祖宗刘邦是无赖，可我不是。我穷奢极欲，心狠手辣，繁刑重敛，也算高手。”
大家谈得兴起，你一言我一语，把孔丘晾在一边。嬴政对曹操的奸诈自愧不如。曹操想到朱元璋三次杀了四万五千人，说：“你老弟真能干。”刘彻笑嬴政后代无能，不是刘邦项羽的对手。曹操说：“嬴政、刘彻干得还是不错的。”刘彻此时谦虚起来了，也恭维曹操说：“后世有人说你是个英雄，听说小郭还要为你翻案呢。”曹操乐不可支，笑着对朱元璋说：“有人很重视研究明史，你那些杀人的经验，可能吸收不少，但没有你狠，你还要剥人的皮。”朱元璋听了不知是表扬还是讽刺，便嗔怪曹操说：“你最假，最虚伪，当有实权无帝名的皇帝。你儿子比你实在，实打实地当了皇帝。但你的后代不怎么样，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司马家族灭了。我大明王朝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你能行吗？”
孔丘闭目倾听，心想，这些家伙都是魔鬼，但又怕得罪他们，况且自己也想当官，到处奔走，推销自己的主张，尽管四处碰壁，惨淡经营，但“圣人”的风范还是不能失的，于是逐一评点起来：“嬴政弟焚书坑儒不好，我也就不计较了，有的杀人比你还多；刘彻是好样的，开拓疆土功劳大，最高兴的是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曹操你法儒两术兼用，得心应手，是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朱元璋老弟毕竟胸无点墨，不学无术，只知杀人，而且你的子孙，也没有几个好东西。”这四人听了，只有刘彻高兴，曹操也有几分得意，嬴政自知理穷不便发作，唯有朱元璋暴跳如雷，大吼：“孔老二，我杀了你！”这时，突然化了装的赵三闯了进来，大喝一声：“住手，你还杀得不够吗？还要再加上一个孔老二？”朱元璋吓傻了眼，呆呆地看着他手中的左轮手枪，后面小甲甲也正端着冲锋枪对着他……“霸权和谋略也玩不过高科技啊！”他忍不住也喝了个彩，猛然醒来。
老谷很疑惑，他这个穿越时空又颠倒时空的荒诞的梦，大概是虚构的。反正做梦是他的自由，既不违纪，也不违法。
（2008年11月18日记于北京）
19、给三草的信
三草：
我们结合快半个世纪了，一路走来，共同克服过许多困难，帮助过不少人，养儿育女，感慨良多。近日反复思考，悟出些道理，困难也许是幸福的开始，贫苦也许成为日后的财富，付出当是一种快乐，教育好后代则至关重要。
伟人和成功者通常都能够克艰破难，从不怨天尤人，不愤懑境遇不顺，总是迎着困难前行。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通向人类真正的伟大境界的通道只一条苦难之路。
我考虑，要教育后代认清自己的不同之处，然后看是接受它，还是改进它。人的一生不会一帆风顺，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曾多次对你说过，拿破仑是一个矮子，罗斯福是小儿麻痹症患者，贝多芬后来因病成了聋子。这些举世闻名的人物，都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对忘恩负义之人，不必伤心恼火，如果那样多半是自寻烦恼。前不久，看到罗马帝王马库斯？奥列留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会碰到多言的人、自私的人、以我为中心的人、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必惊讶或困扰，因为我还想不出一个没有这些人存在的世界。”这段话讲得多深刻啊！
不知感恩可能是某些人的天性。比如，塞缪尔·莱博维茨在当法官前曾是一位有名的刑事律师，使78个罪犯免上电椅，可是没有一个人登门道谢，连圣诞卡也没有收到一张。据说，耶稣基督在一个下午治愈了10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感谢他，何况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呢？亚里士多德曾说，有理想的人会享受助人的快乐。我们也有无数次的体会。莎剧主人翁李尔王喊道：“不知感恩的子女比毒蛇的利齿更痛噬人心。”您不必认真，他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如果有人不知感恩，也许该怪我们自己。不管如何，自己要先成为感恩的人，永远记住人家对我们的恩情。遇到忘恩负义的人，我曾百思不得其解，有时也愤愤然。现在似乎明白了，抱怨别人不知恩图报，到底怪谁？是不是人性的弱点？
这世界上真正能得到爱的唯一方式，就是不索求，相反，还要不求回报地付出。在这方面有些人做得较好，让我看到了他们未来的希望。
不要追求完美，要教育家人遵纪守法，不可逾越道德底线。一个人能干多大事业，谁也难以预料，但要好学上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要教育后代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恩爱，育子成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家庭成员包括夫妻之间，有时难免发生争吵，这本是生活的一部分，关键是相互理解、相互妥协。要求任何时候都和和睦睦，相敬如宾，既难做到又不现实。要注意经营好家庭，比如女人对生日和纪念日很重视，这是不是她们的天性？许多人不注意细小的事，其实婚姻就是一连串琐事。无礼是侵蚀爱情的祸水，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互相关心。婚姻需要用理智的心来设计，用关爱的情来滋润，互相体谅，互相配合，相互信任，互解人意。要教育后代慎找伴侣，真诚相待，白头偕老。当然，这只是我们长辈的良好愿望，路靠自己选择，自己去走。
最后，送一句爱因斯坦的名言给您和孩子们：
A＝X＋Y＋Z！
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努力，Y代表好的方法，Z代表少说空话！
就说这些，供您参考。
一撇
2009年2月4日
20、A=X+Y+Z
自去年11月初至今年3月底，我住在济南东山小区宿舍里。几位熟悉的同志，周末常来我处闲聊，一起出行时也喜欢讨论问题。为了督促他们学习思考，交流心得，我先后出了12个题目，大家分头做点准备，每次专议一题，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讨论、争论、辩论，甚为热烈。我们把议论的情况记录下来，并进行了整理。初稿形成后，又作了修改，觉得有点意思，遂决定收入《闲来笔潭》，作为第五部分，取了《少长闲集》的题目。我们中有三十多岁的小何、小刘、小陈，四十几岁的小琥、小高，五十出头的老茅和年过七十的我，说“少长”也可以吧？他们节假日休息，我又是闲人，大家聚在一起敞开思想，议论切磋，用“闲集”也说得通吧？（2010年3月26日）
（“A=X+Y+Z”为其中一题——编者注）
时令虽是寒冬腊月，而讨论的热度却丝毫未减。我说：“上周说这一次要谈爱因斯坦的成功公式——‘A=X+Y+Z’，你们也做了些准备，就请小高先讲吧。”
小高点点头说：“有人问爱因斯坦成功秘诀时，他讲了A=X+Y+Z这个公式。A表示成功，X表示艰苦的努力，Y表示好的方法，Z表示少说空话。对于成功，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现在通常认为，成功就是实现有意义的既定目标。一个人要想成功，先要有个目标，有个努力方向，经过不懈奋斗，最终走向成功。正如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的，‘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要注意把日常工作和既定的目标联系起来，脚踏实地朝着目标艰苦努力，才会取得成功。”
老茅说：“也不是所有的成功都是预先设定好目标的，有些成功往往开始于偶然的甚至微不足道的起点；有些科学研究的突破，往往是灵光一闪，突然开窍；有些成大事者甚至陷于绝境而后生，因偶然转机而取胜。”
我说：“成功需要有个目标，灵感当然重要，但灵感也往往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结果。个人奋斗目标的确立，必须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联系起来。周恩来少年时代就树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活到老、学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小刘说：“我来谈谈X吧。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艰苦努力的道理不难理解，关键是身体力行，落到实践中。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勤奋。霍金说，‘上帝既造就天才，也造就傻瓜，这不取决于天赋，完全是个人努力程度不同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羡慕成功者的辉煌，殊不知成功凝结着辛勤、努力和汗水。创造性的劳动就更需要艰苦的努力。人的智商有高低，潜能有大小，但能否成功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勤奋和努力的程度。高智商的人未必都能做出高水准的成果，相反，许多智商一般的人因为肯钻研、能吃苦反而取得了不起的成就。鲁迅讲得好，伟大的事业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会出现。达·芬奇说，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王国维借用宋词对治学三境界有个形象的表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段词分别见晏殊的《蝶恋花》、柳永的《蝶恋花》、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可见艰苦的努力也是登上学术高峰的必经之路。”
小何问：“小高，艰苦的努力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动力从哪里来？”小高说：“我认为，人的动力之源可能不同，诸如好奇心、探索欲、自我实现的追求等等，但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最为可贵。这方面，居里夫人堪称榜样，她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历经周折进入巴黎大学后，学习更加勤奋，后来经过12年的实验，遭受了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才从几十吨的矿物中提取出了镭，并在镭应用于化学和医学方面取得突破，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通向成功的路没有捷径。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现在是信息时代，社会越来越开放，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知识更新日新月异，不加强学习，连本职工作都难以胜任，更谈不上事业上的成功。人的终身学习主要靠自学，选择科学有效、适合自己的方法，养成手不释卷、刻苦自学的习惯，尤其重要。华罗庚走的就是自学成才的道路，他教育青年人自学要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李政道的体会是，一个人想干点儿事业非得走自己的路不可，最关键的是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就是迈开了创新的第一步。”
我说：“是的，读书学习决定一个人的境界、素质和能力。你们都是党员干部，最根本的是要加强理论学习。还要注重学习经济、科技、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熟悉有关的政策法规，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只要有条件，就要尽可能博览群书，重视对知识多方位、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不断扩大知识容量，厚积薄发。要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阔视野，努力跟上时代步伐。”
小陈说：“我谈谈Y。成功只靠艰苦努力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好的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善于思考就是一种好方法，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华罗庚把读书的过程归纳为‘由薄到厚’与‘由厚到薄’两个阶段，先要细研深读，通过加添注解、补充材料使其变厚，然后通过透彻理解内容、抓住要点、掌握实质使其变薄。这种方法，对我很有启迪。”
小高说：“良好的思维习惯是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径。德国数学家高斯九岁时就用巧妙的方法算出了自然数从1到100的求和。他用的方法是：1＋100，2＋99，3＋98……得到50个101，结果就是5050。”小陈说：“善于观察也是一种好的方法。经济学家阿克洛夫通过对邮寄小箱子的拖延行为的研究，发现了人的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问题；物理学家朱棣文通过观察醉鬼走路，想到了不同激光束作用下的原子，依照惯性应往低的地方运动。”小刘说：“创新型思维是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既不能迷信权威，也不能以权威自居，要敢于质疑既有的结论，包括质疑自己的结论。美国著名化学家理查兹，二十岁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大胆对以前的原子量提出质疑，通过改进测试方法，重新精确核定了60多种元素的原子量，并对铅的同位素进行了研究。”
小陈问我：“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点儿经验和方法？”我说：“谈不上经验和方法。给你们讲个故事：两个和尚分别住在相隔不远的两座庙里，每天下山到小溪挑水时都见面。后来，甲和尚见乙和尚一个月没来挑水，便去看个究竟。见他正在打拳，好奇地问，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去挑水，是怎么回事啊？乙指着院里的一口井说，我这五年每天都抽空挖这口井，一个月前终于挖出了水，就不用再挑水了。你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受到点儿启发，不能光靠挑水，还要学会打井的本领。学习也是这样，要努力挖掘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不断激活思想，使才思永不枯竭。小何，你谈谈Z吧。”
小何说：“好。我理解，少说空话实际上是说要珍惜时间。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对待时间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实际上，许多人一生碌碌无为，就是因为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上。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歌德非常珍惜时间，把时间看作是自己的最大财产。他的作品极为丰富，有剧本、诗歌、小说、游记，共140多部。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的产业多么美，多么广，多么宽！我的财产是时间，我的田地是时间。”我接着说：“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邓小平曾指出，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他批评开长会、空话连篇的现象：‘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中央倡导全党重视学习，我们都要挤时间读书，密切关注国际国内信息和发展动态，培养研究问题的兴趣；要减少应酬，挤出时间，结合实际，有计划、有目标地自学，争取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小高说：“我还想补充几句。对爱因斯坦的成功公式，要辩证地理解。他天分高又遇到并抓住了机遇。天分和机遇往往可遇不可求，但艰苦的努力、找到好的方法和珍惜光阴，却是通过主观努力能够做到的。公式中的A，是X、Y、Z三个要素之和，虽然公式中并没有标明它们各自的比重，但X排第一，说明勤奋努力很重要。”
老茅说：“小高讲得有道理，关于成功的公式还有不少，诸如：成功=天资+勤奋+机遇，成功=遗传素质×个人努力×环境×机会，成功=99%的汗水+1%的天才，等等。天赋、机遇、环境等等，对一个人的成功也是重要的。三国时期的周瑜就曾慨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杨振宁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物理学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因为当时物理学处在酝酿突破的前夜，而他的创造力也正处于巅峰，他抓住了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当然，机遇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我看过一份调查，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最关键要素，80%属于内因方面的要素，如积极、努力、信心、决心、意志力等。先天禀赋与客观环境固然非常重要，但天道酬勤，事在人为，能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勤奋努力和好的方法。”
小高说：“以上我们主要谈了成功，但现实中失败的例子也不少。失败是成功之母。很难做到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关键是如何看待失败。有时候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是对待失败的不同态度。如果面对挫折和失败，悲观失望，自暴自弃，那就会一败再败。如果把失败看成一种收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会逐渐走向成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了吴国。爱迪生耗时十年，经历五万多次失败，才制造出世界上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说过，我坚持奋斗五十五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用一个词可以道出我最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个词就是‘失败’。体育竞赛也一样。比赛有输有赢，但优秀运动员总是把每一次的输看成通往赢的阶梯。”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四个小时过去了，大家仍言犹未尽。我说：“不被挫折打倒的人，是真有理想的人；能够经受挫折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成功者。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影响成功的因素非常复杂，走向成功的途径千差万别。你们在领会这个公式时，要注意结合自己的实际，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1、《吴官正家书一束》
为子女婚事简办给与老何家熟悉的领导写的一封信
（1989年9月20日）
少华同小何已结婚，这是他们生活长河中的一件大喜事。我严格按照中央要求，一不受任何人的礼，二不请客。他们说今年国庆节前夕可能要去看望小何的父母，我拜托你给我以帮助，做做小何父母的工作，也希望他们喜事简办，不受礼，不请客。对这点我曾同小何和她父亲都讲过，老何表示同意，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工作。但又担心社会上的“压力”、闲人的多嘴、老何的心愿，使他忘了他答应的不受礼，不请客。但若老何的亲朋好友，不吃一餐饭，确实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的话，相信他会把握好。
这可能是多余的话，对老何的希望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我的大儿子结婚就做到了不受礼，不请客，二儿子的亲戚家也应一样，这是事业的需要。
我相信你能帮好这个忙，如能如愿，对你及老何全家深表谢意。
给弟弟及叔叔等家属的信
（2006年12月10日）
刚得悉父亲大人逝世，十分悲痛。他是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农民，年已九十有六高龄，走完了平凡而有意义的一生。
万望你们及父亲的其他亲人们务必坚决做到：丧事一切从简，决不能大操大办，决不要收受任何人的钱财，决不可劳烦当地政府。相信父老乡亲、同志友人会理解支持。
近年，父亲年老体衰，他本人、亲人和医务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省市县镇有关领导也十分关心。在此，对各位领导、亲朋、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现电汇壹万元人民币，请收。如有困难，望给我的秘书打电话，他们会转告我。
请以我、锦裳率全家给老人敬献一花圈，以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
父亲大人千古！
给弟弟的信
（2006年12月13日）
父亲已入土为安，他同母亲相伴，与埋葬在周围的亡人相邻相处。如有人提什么“建议”或出什么馊主意，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永远不可损坏或扰动他们的邻居。也永远不要建什么亭子，也不要在坟墓间修一条通向父母墓地的路。
我昨晚打了七个电话，使我感到十分困惑和悲哀，只好写信，请您按我的要求做好工作，相信您会想通并支持我。
我们家族有今天，是父母忠厚、善良、让人和大家努力的结果，要十分珍惜。我是高处不胜寒，想到的总是党的工作、人民的愿望和刚正公平，想到人言可畏，想到永远不做亏心事。
我们特别是我尤其要谨慎，对自己、对亲属都应严格要求，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如果在这信的第一段内容中列的三条，有任何一条做不到，影响会极坏，后果会十分严重，到时候会后悔莫及！
在任何时候，首先要想到别人的感受，要尊重同事、亲友和陌生人，夹着尾巴做人，好自为之，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到的。要记住，一个家族，如某一件事处理不好，兴难衰易，很容易会走向反面。
我不想写下去了，关于涉及父母的事，我是长子，应尊重我。我在位时你们不能做，我退下来你们不能做，即使我死后，你们也不能做：要求人家迁坟、盖亭、修路或搞什么花样。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忠厚好，谦让好，吃亏好，这对后代好！我希望您是会想事，会是瞻前顾后的明白人，也希望您会理解我的苦心。
致江西省余干县委县政府及乌泥镇党委的信
（2006年1月24日）
刚才，我得知一亲戚太不像话，很是气愤。万望同志们坚持原则，对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亲戚、家乡人等，都不得照顾，如有人违纪，坚决执行纪律；如有人犯法，坚决依法惩处。
我坚决支持同志们大胆治理，大胆工作，对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应一视同仁，不得特殊，不要迁就，不应照顾，否则难正党风，败坏民风。
有的人狗仗人势，如不严加管教，乡无宁日。
希望同志们刚正不阿，对事不对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
此信可口头传达到有关领导，还可以抄一份贴在镇党委，请坚决执行。
致江西省余干县委书记陈建辉的信
（2006年2月22日）
记得这几年我曾先后给你们写过三封信。一次是听说我的一个亲戚的儿子跟人打架；第二次是听说我的一个亲戚要在黄金埠电厂建设中搞一些土方工程；第三次就是前不久乌泥发生的事。我听了这些事后，都十分震惊、气愤。可否把我写的这三封信找出来，让乌泥镇和乌泥村的干部认真读一读、议一议、想一想，是否有道理？通过这几封信，至少可以看出这么几点：
一、我是认真的。我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考虑的只能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容忍我的亲属违法乱纪。不管什么人，违纪就要严格执行纪律；违法就要坚决依法惩处，决不能姑息。
二、对亲属要严加管教，不要照顾，不能迁就，这是一个坚持公正、正义、刚直的领导干部应有的素质。
三、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大胆治理，坚持原则，刚正不阿。
四、这对亲属也是爱护。国法是无情的。如果有人不悬崖勒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发展下去，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可悲后果。
我想今后不再写这类信了，我的请求和原则，都在这几封信里。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照这些精神去做，麻烦了。
22、江 城 琐 忆
（当武汉市长时是月光 没钱买电视自己组装）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23、“信访局长”
我到山东工作后走访的第一个部门是省信访局,在大会小会、不同场合多次讲信访工作,五年多的时间批阅了三千多封群众来信,自己接访的次数也比较多。对此,各级干部绝大多数很重视、很支持,处理信访案件很认真、很及时。但也听到有人议论:一个省委书记,有多少大事要抓,还要当那个“信访局长”,亲自过问群众来信来访,有必要么?
回忆在山东处理信访案件和抓信访工作的经历,我至今感到:真正当好人民群众的“信访局长”,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个阀门不减压不得了
我一向认为,信访部门是个“窗口”,从这里能看出群众的情绪,看出基层的工作；信访工作是个“安全阀”,做好了能消解老百姓的怨气,减轻维护社会安定的压力。但说实话,刚到山东的时候,信访量那么大,是我始料未及的；反映的一些问题那么严重,也是令我触目惊心的。
1997年4月21日,我到山东上任的第十天,看到一份信访简报反映:几天前,一个县的三个基层干部因到农民家里收钱(据说是集资修路每人摊派120元),被一个称作“钉子户”的农民全杀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那几个干部为工作遭了杀身之祸,那个农民被逼犯了大罪将受到法律惩处。我让信访局的同志查查,案发的地方此前是否有过为反映负担过重而上访的事情。经调查了解,那个县的不少村子曾不止一次大规模集体到乡里、县里,甚至市里上访过。可怕的是,当时搞集资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悲剧,也就不是一起两起、一两个地方。这着实令人忧虑。
1997、1998那两年,我接待了不少上访群众。多数是在省委门口,也有的时候是在上班或下去调研的路上被拦住。遇到的上访者,有情绪激动、边哭边说的；有说乡土俚语、口齿不清的；有拿着上访材料,往你手里递的。我或是耐心聆听,嘱身边人员记下来；或是阅批上访材料转当地和有关部门处理；或是引领上访人到信访局接待室按程序办理。有几次接访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1997年8月4日一早,我在省委大门口接访了某市某区的几十个群众,了解到同样是因为集资摊派、负担过重,遂在上访材料上作了批示:“部分群众大规模集体到省委上访,说明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吗?是群众没有到区里、市里上访过吗?还是去了多次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究竟做到家没有?这么多人来省上访,有关部门及时报告了区、市主要领导吗?请市委督促区委区政府专门研究,多从自身工作上找原因。”在市、区领导的重视下,事情得到解决,并向省委写了专题报告。
1997年12月22日,我接访了鲁西某县一个村十几位农民,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我给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写了封信:“今晨你县十几位农民来省委上访,哭诉反映农民负担不堪忍受等问题,我已劝他们返回。即派督查处几位同志赴村,恳请你们上午到村里去听取意见,如果负担过重务必按政策减下来,如果反映的问题失实,也要做好工作。”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给我回了信,说明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和解决的措施。我在他的回信上批道:“党的政策是爱民富民,要下决心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制止干部简单粗暴。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把两个文明建设好。不要图虚名,要图人民的实惠。”
199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拉开窗帘时,恰好看到省委大门口一中年妇女赤裸上身不顾警卫人员拦阻往院里冲,即让秘书通知信访局长赶快过来接访,弄清情况后向我汇报。信访局长很快气喘吁吁地到了我办公室,汇报了情况。那位妇女受村干部刁难,不划给她宅基地,两个儿子无宅基地盖房娶不上媳妇,因而到省里来上访。我当即给这个市的领导打了电话。后来得知那件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我自己接访的次数再多也毕竟有限,多数是通过批阅材料分析情况,督促解决问题。有些材料很翔实,反映的情况很有说服力。1997年10月,我看到一份材料上反映某县的一些农民,为逃避农民负担以及地方的各类乱收费、乱集资,把户口从当地公安部门提出来,办理假迁移,或将户口放在口袋里。这种“口袋户口”现象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不少。1997年11月,看到大众日报《内部参考》上反映的某县某乡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这个乡是1978年新成立的小乡,全乡2.8万人,乡镇干部加上“七站八所”的人员吃财政饭的多达250人,公办民办教师250人。上年农民人均负担150元,全乡合计400万元。而乡村干部和教师的工资以及优抚费、计划生育经费、报刊杂志费等,算下来需要480万元。也就是说,把农民的提留和各种税费都收上来,收支相抵还差80万。有的上级部门还要求乡镇“五小”配套:要有小食堂、小阅览室、小娱乐室、小浴室、小花园,独门独院,有的还要求有微机室。
当时围绕减轻农民负担,省里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我也费了不少脑筋。首先是摸情况。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组成14个督查组,对各市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督促各地认真贯彻中央、省委有关文件,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落到实处。其次是从上级机关抓起。要求省直部门带头自查,停止不切实际的升级达标活动,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1997年年底,开始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省政府取消了36个涉及公路、电力、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项目,纠正了一些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接下来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通过撤并乡镇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使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减轻。2000年以后,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量大幅度降了下来。当然,取消农业税、给种粮农民补贴,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那是后来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现在想来,我仍然特别感谢山东的各级信访干部,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化解了不少矛盾,也给我很大支持。我经常对他们讲:做信访工作要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受到不公、委屈,日子过不去,甚至受到欺压,咽不下那口气,向党和政府反映,应当怎么办?有些上访群众有气,不让人家把气发出来不行。如果群众把气出到你们身上,心情能够舒畅一些的话,我看你们就作出了贡献。如果有人行为过激对不住你们,就算是我对不住你们。
要让群众的日子过得去
如果群众的日子过不去,信访是控制不住的。在上访的人群中确实有“老油子”,但毕竟是极少数。有多少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高高兴兴的人,整天跑到省里上访呢?
1997、1998年前后,正处于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时期,山东部分企业困难加剧,下岗和失业职工近百万人。特别是来自纺织、机械、轻工、商业等系统的信访量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到省委上访的人群,情绪很激动、言辞很激烈。那段时间,为了掌握企业下岗职工的情况,我跑到基层去摸了几次情况。
1997年4月17日晚8时许,征得主人同意后,我走进济南国棉一厂的一户职工家里。看着窄小、低矮的房间和饭桌上剩下的咸菜、馒头,知道这家的日子不好过。我问那位工人师傅:“职工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他说:“企业改革。怎么改,也得让我们有口饭吃吧。不然职工情绪能稳定?社会能安生?”
从那一户职工家里出来,约9时许,我又到了济南国棉二厂。在该厂副厂长引领下,我到生产车间看了看,部分机器停转了。副厂长对我说:“纺织是济南的传统产业,纺织工人曾经是我们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依靠力量。建设时期,也为我们国家的出口创汇、财政收入作了很大贡献。随着限产压锭的实施,这个企业失去了原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我在随后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广大国有企业职工为国家经济建设作了重要贡献,目前正在结构调整中求生存、求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和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济南市的领导此后到厂里开了现场办公会,帮助企业确立了“退二进三”的调整方案,即退出纺织主业,转向发展商业,实施以土地置换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的“安居乐业”工程,并给予企业优惠政策和多方面的支持。
1998年是全国纺织企业较大幅度压锭的第一年。这年的4月3日,我再次来到济南国棉一厂,了解企业压锭和人员分流情况,倾听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看到干部职工情绪稳定,纷纷表示有信心把企业搞好,争取早日走出困境,我为他们的奋斗精神所感动。4月24日,我又到了济南国棉二厂,了解生产经营和职工思想、生活情况。随后召集省计委、省经贸委、银行和省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并委托省总工会协调优势行业企业帮助纺织企业走出困境。在有关部门、单位和市里的关心帮助下,济南国棉二厂的结构调整和脱困方案得到落实。压缩落后棉纺锭14.13万枚,利用腾出的空闲厂房,兴建了仓储超市和玻璃瓷器市场,实现了“腾笼换业”,使职工就业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1999年9月11日,我第四次来到济南国棉二厂。看到原有的车间改建成超市后,有800多名职工重新上岗,我很高兴。2001年1月,新建的职工住宅楼竣工,500多户职工搬进新居。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地致信该厂全体职工:“得知你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同志们即将乔迁新居,我十分高兴,分享你们的喜悦。”后来,还收到该厂几位职工的回信,叙说了全厂干部职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走出困境的喜悦、感激之情。我看了很受感动。那年的大年初三,我应邀到国棉二厂看了改建而成的妇女儿童用品市场、食品厂等项目。看到职工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调整,开辟了新的生产门路；看到随着商业开发项目的陆续启动,全厂1100余名下岗职工基本得到安置,我由衷地赞扬他们了不起!
济南国棉一厂与省直机关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承担了省直机关和各宿舍区的物业管理项目,数百名职工有了新岗位。济南国棉六厂也利用闲置厂房建起了鞋业批发市场,近千名职工得到安置。我对这几家厂子的做法给予赞赏。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怀着深厚感情关心职工生活,广开就业门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下岗职工有活干、有稳定的收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做好再就业工作的十项措施。1998年全省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局面。在这年5月25日召开的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强调:解决当前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问题,要立足于三个基本着眼点:一要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让每一个下岗职工都有饭吃；二要多渠道、多形式帮助职工转岗和分流安置,千方百计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三要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分析研究,统筹考虑,采取综合措施。1999—2002年,全省累计筹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31亿元,省里拿出11.4亿元用于困难地区职工的生活救助,累计有98.6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在我批阅的群众来信中,也有贫困学生反映上学难、复退军人反映待遇不落实等问题,我同样给予重视,提出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对在部队有突出贡献、转业后有特殊困难的复退军人采取特殊办法解决等措施。1997年8月12日,我到省总工会调研,听完汇报后说,拜托你们两件事:第一件,我们省职工子女今年考取大专院校的,如果家庭困难,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报到入学,工会要给予帮助,企业要给予帮助,绝不能出现一个子女因家庭困难而不能入学。这部分子女将来大学毕业了,相信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报效国家。第二件,凡是因工伤亡的职工,其家庭生活有困难,工会一定要关心帮助。工资问题、住房问题、再就业问题,对职工来说都是大事。工会干部要做职工的贴心人,为他们排忧解难。在省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动员组织下,当年夏天各地筹集救助资金近百万元,557名特困职工子女按时报到进了大学校门。有的地区和大企业还制定了有关制度,确定每年都对考入大学的困难职工子女实施救助,直到学生毕业或家庭脱贫为止。
1998年年底,我嘱省委办公厅对全省高校贫困生做了一次摸底。据调查,当时的贫困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5%,其中特别困难的占10%。12月16日,我在省委办公厅的《督查专报》上批示:“桂芳同志:可否请教委、工会、团委、财政、银行、民政、经委、农委等部门有关同志商量一下,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1999年年初,省政府为此拨出专项经费,同时安排了1000万元低息贷款。许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也通过各种形式帮助高校贫困生。各高校普遍做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承诺,多渠道、全方位开展救助工作。1999年秋天,我从来信中了解到惠民一中有的孩子因家庭困难想退学,心中很不安,寄了点儿钱,还把友人送我的一台电脑转送过去,并附了一封给县委书记祁维华、县长刘启盛同志的信。2001年4月,我就贷款上学学生的还贷问题,到省属16所高校调研,要求学校多搞点儿助学金,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2002年是全省工会组织开展资助特困职工子女上大学活动的第六个年头。据统计,六年间各级工会累计筹集助学资金1664.15万元,资助11612名特困职工子女上了大学。我从内心里感谢山东各级工会的同志,对他们的觉悟和工作感到钦佩。
山东是兵员大省,优抚任务相当繁重。我们在不突破大的政策界限的前提下,尽力解决了一些复员退伍军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许多优秀军转干部的事迹很令我感动和钦佩,如身残志坚的朱彦夫同志。在山东那几年,我每年都专程或到淄博调研时去看望他。朱彦夫是特等伤残军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敌人的炮弹夺去了双手、双脚和一只眼睛,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以一个革命军人特有的惊人毅力,不仅重新学会了自理,而且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用自己残缺的躯体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完美的人格。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嘱咐齐鲁医院的同志定期为他查体,安排当地政府为他翻建了房子,积极推动在全省开展学习朱彦夫同志的活动。再如失业不失志的刘坤洲同志。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在部队服役十几年,1980年以正连职转业。1997年所在单位潍坊市的一家肉鸡公司倒闭,刘坤洲和公司职工全部失业。他一家四口,上有八十多岁瘫痪在床的老母,下有一个读中专的孩子,老伴也早他几年下了岗,生活陷入困顿。他带领37名下岗职工承包了30亩荒地,建成了远近闻名的中草药种植示范园,并带动周围上百个村发展中草药。我几次看望过刘坤洲同志,请他在全省再就业职工代表座谈会上介绍经验,嘱有关部门和潍坊市帮他解决困难。2002年7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向全省发出向刘坤洲同志学习的号召。次年,他被授予“全国模范军转干部”称号。
建立公开接访制度
如何提高各级干部对信访工作的认识,切实转变作风,是我当时思考较多、着力较多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根本的还是个发展观、政绩观问题。有些干部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集资干点儿“大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事业发展”需要的时候向群众伸手摊派,也在情理之中。遇到群众抵制就认为群众觉悟不高,甚至把抗拒不交的视为“钉子户”、“刁民”。
1997年5月,我到临沂调研。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请我看新建的公路,骄傲地说:“我们修这条公路,国家没有拿一分钱,都是我们集资修建的。”并让我看路边石碑上密密麻麻写着的每个乡镇的集资数额。我问:“老百姓愿意交这个钱吗?”县委书记拍着胸脯说:“我们这里是老区,老百姓觉悟高得很。听说修公路,大家都争着捐钱,路通过谁家的果园,老百姓就自己主动地把果树刨了。”其实,前不久还有老百姓为此到省里上访。我听后语气沉重地说,我们做计划、办事情,还是要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充分考虑本地的条件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要关心群众疾苦,千万不能做违背群众意愿的事情。要使老百姓日子过得去,努力把好事办好。
我在各种会议和不同场合,反反复复地讲群众观点,讲转变作风。
1998年7月13日,我在全省第二期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培训班上说,今年上半年到省委集体上访的共463起,其中反映集资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的占58.8%。去年有的县群众到省集体上访超过30起。我们要深思,如果群众无冤屈、无困难,谁冒着酷暑严寒跑几百里路到省里来?有的早上三四点钟就到了省委门口。要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想。什么是政绩?搞项目是政绩,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更是政绩。封建时代的多少高官重臣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政声,而郑板桥这个小小的县令却名垂史册,还不是因为他关心百姓疾苦?他写的那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广为人知,久传于世。我在培训班上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希望每个市地委书记、市长专员,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每人每月亲自处理一个人民群众关心的信访问题。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工作再忙,每月处理一个总是可以办到的吧。我建议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第二,减少信访量、控制上访,要标本兼治。最根本的是切切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群众日子过不下去,信访怎么能控制住啊?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话有处讲,理有处说,冤有处诉,事有处办。
1998年7月,《大众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重视。我就此写了《致全省市(县、区)委书记、市(县、区)长的一封信》:
今天,我仔细阅读了7月5日《大众日报》刊登的《胶南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化》的报道。读后很受启发,感到这确是一个好办法。恳请你们都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胶南市能办到的,你们那里能不能办到?中央要求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困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有爱民、为民、富民、安民的思想,满腔热情,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像胶南市那样建立公开接访制度,让群众倾吐心声,把大量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把我省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大有帮助。胶南市通过公开接访,促进了干部作风好转,改善了干群关系。去年以来,没发生一起越级集体上访案件。我想胶南市委、市政府的公开接访,一定是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各乡镇及有关部门都是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的。如果我们各市(县、区)主要领导都带头这样做,我们的干群关系一定会明显改善,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一定会更加高涨,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更加符合民意,就一定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克服前进中的任何困难。以上意见,请同志们研酌。
也许是我的信起了点促进作用吧,领导干部公开接访随之在全省推开。经过各级干部的努力,到2000年上半年,进京、到省上访的明显减少,全省总的信访量也大幅度降了下来。
24、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
（一）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古称干越，秦朝时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余干在鄱阳湖的南岸，也算是个鱼米之乡。宋代诗人王十朋有一首诗：“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写的就是余干的风光。我家在乌泥村，历史上归石口乡管。乌泥是个大村庄，有近千户人家，几千人口，村口有两棵几百年树龄的苍劲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朴的民居坐落在树丛之中，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庄。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识字，我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消息传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绝，日夜哭泣，时间一长，眼睛也失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击我，要我改名字。我说，你们不了解，这是我叔叔取的，“官”是家里吃“官司”输了，“正”是兄弟一辈的辈分，没有想当官的意思。又有谁知道，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桩痛心疾首的往事！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那种特殊照顾令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着时，突然发现墙角盘着一条蛇，把我吓得要死，赶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成了惊呆的“落汤鸡”。至今一想到那条蛇，还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异常艰难。把谷打碎，与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没放油的咸菜，吃过饭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样难受。后来米没有了，只能吃糠拌菜，两天拉不出大便。父母着急，让我蹲着，母亲用筷子从我屁眼掏大便，有时还要用水灌冲。后来，父亲买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时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鄱阳湖边更是常常寒风四起。家里穷得买不起衣服，整个冬天，只穿一条旧裤，没有袜子，几乎整天蜷在被窝里，特别是晚上起来小便，经常冻得牙齿咯咯响。
（二）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对《千家诗》和《纲鉴》，那时虽会背诵，但不解其意。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学校管事的人用秤称，问：“还多出五两半，怎么办？”我说：“那就给我几分钱吧。”第二天，我出门时母亲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上学去。”母亲说：“没有钱啊，你怎么读？”我小声说：“我有办法。”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儿时我也有些调皮。有一次历史考试中有一个填空题：宋代哪个奸臣害死哪位民族英雄？我搜肠刮肚都想不起来，心想老师什么题目不出，偏出个我记不住的，那我就写你的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飞。老师非常生气，给我打了零分，说：“你太不像话了，我是奸臣秦桧？”我回答说：“我记错了。”他更生气了，说：“你诡辩，不老实。”我小声嘟囔：“就算这道题做错了，也应该给90分吧，其他都做对了啊！”老师一点儿也不让步：“你污辱我，不这样，你改不了。”现在想起这事真后悔。
记得在六年级，我与一个同学打架，受到谭校长的严厉批评，罚我们到井里提水并抬回来，还说什么时候我们和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们俩往井边走，我说：“今后我们莫打架，好吗？我们回去，不抬水给他们吃。”这位同学说：“好。”我们俩抬着空桶回来，谭校长一看很生气，说：“你们真坏，带一桶水总可以吧？”我说：“你不是说什么时间和好了，就不用抬吗？我们走到井边就和好了。”其他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我还觉得很得意呢！
我7岁就开始放牛、锄草、犁地、耙地、割禾、车水，除扛禾斛、水车外，几乎所有农活都会干。上学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帮父亲干农活。9岁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时，不小心摔倒了，脚被耙齿割得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有个好心人把烟丝往洗净的伤口上撒，用布包上。记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几乎是爬回家的。母亲看了，直流眼泪。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解放时，我家评的成分是贫农。土改时本来分给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虑到我的五爷爷因参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国民党杀害了，担心变天遭报复，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栏，把牛粪、杂物打扫干净就搬去住了。这个牛栏约十米长、三米宽，还有个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墙和东墙是用拆了的旧船板钉起来的板壁，很难看，板缝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进拳头。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住在牛栏里，被许多人瞧不起，使我最伤心的是一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的亲戚都住好房，就你家还住狗跳得过的破房。母亲说：我们没有本事，有什么办法？她接着说：那你儿子还读书呢！母亲默默承受着。我回来后，母亲哭着对我说：太欺负人了，人穷盐钵里都长蛆，你要好好读书，为妈争口气。我听后，也哭了。
（三）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道：吴官正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劳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死活不肯，把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亭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缴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到了钟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淼，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师”三个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像我画的。”聂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提问。”她出了几个题目，我都做出来了。看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没学。”但我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讲。”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得不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读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须，三碗吃下去，个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决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四）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当时就是个有近60万人口的大县。鄱阳中学创建于1902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饶河河畔。这个学校不仅在上饶专区是重点学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气。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度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高三时的一天，她说：“人是会变的，你今天对我好，今后未必。”我说：“不会……”
快高中毕业了，要填报高考志愿，我对班主任说，我报北大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薛老师却说：“建议你第一志愿填清华大学，学工科有些体力劳动，你体质弱，这对你有好处。”结果，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当时张锦裳和另一个同学张淑文劝我不要报考清华大学，担心考不取。我说：“就要报，清华大学总要招人，我一定能考取。考不上，就回家种田。”张锦裳对张淑文说：“没办法，他这人太倔，随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度，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学时我也发高烧，都是靠医生打针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五）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当时我几乎气炸了，但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
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去会计那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我笑了笑，想到还有那20元钱，点了点头出去了。
从南昌到北京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只能打听。到南昌火车站一问，才知道没有到北京的直达列车，坐慢车要两天两夜，票价是136元。慢车站站都停，到汉口转车时，已经坐得头昏脑涨。我走进一家餐馆吃饭，看到红烧鱼七角八分一盘，就要了一盘，还以为是最便宜的，哪知吃了一会儿，再往黑板上看，傻眼了，这是贵的，其实一角二分或二角钱的菜也有。当时心里真后悔，嘴里也没味了，鱼也吃不下去。坐了一会儿，就离开餐馆去排队等火车。
在火车上一直坐着实在太难受，就在一个长座位上躺了下来。有旅客来问，有人吗？我回答没有，并起身让出座位。那位想坐在我旁边的旅客把东西往行李架上放时，我抬头看了一眼，结果他拎起包就走了。我心想，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偷了。我上穿一件土布衬衫，下穿一条毛士林短裤，没洗脸，没洗脚，身上有股酸臭味，也难怪别人这样看我。我倒觉得蛮好，来一个旅客问，我就看他的包，人家马上就提包走人，让我睡了个好觉。
9月8日，到了北京前门站，天气有些冷，接站的同学很热情，拿了一件旧大衣给我穿，说先报到，还问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我说：“80斤粮票，钱只有一点儿。”的确，我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只有一件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一条长裤，一双布鞋，一床父母床上的旧被子。同学们很好，说你是从农村来的，没关系，给你发10天的伙食票。
学校很棒，给了我甲等助学金。由于高等数学已自学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因此学习一直很主动，成绩也好。
入学不久，开始分班，我分在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班。班上共21人，戴眼镜的不少，大多穿得像模像样，而我又黑又瘦，衣服又旧又不合身。当时辅导员吴荫芳老师要我当班长，我说：“不当，能否当个团支部委员？”吴老师问：“为什么？”我想到高中被整的痛苦经历，脱口而出：“我不想整别人，也不想挨整，当个团支部委员挺好。”吴老师哈哈大笑。他很有涵养，真的提名我当团支部委员。心想今后自己不会再被整了，很是得意。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与同学关系处得都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不太进步”的，都同我谈得来。在大学六年中，我没有整过一个同学。全班同学在“文革”中和后来，也没有犯错误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同学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年是国庆十周年，学校组织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我心情非常激动。9月30日，全班同学每人发一斤八两干粮，下午六时出发，走到五道口车站，等了约一小时，再乘火车到西直门车站，又排队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王府井大街百货商场附近休息，此时干粮已吃掉了一斤，口渴就喝自来水。八点多钟，队伍又开始移动，在东长安街边第一次看到坦克、大炮、重机枪，十分兴奋。不到十点，林彪开始检阅部队。阅兵结束后，接着游行。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城楼时，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我们大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那时的热情、激情，真是情不自禁。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西四停下来休息，吃干粮，喝自来水，只剩下两个包子留到晚上吃。下午六时左右，队伍又返回到天安门广场跳舞，看放烟花。我从来没跳过舞，女同学拉着手教，实在不好意思。大家都在跳，就数我跳得最蹩脚。晚上十点多，人群逐渐散去，我们又回到西直门，乘火车返校。到学校时，已是10月2日的凌晨。
北京的冬天来了，寒风刺骨。我上身穿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下身穿一件绒裤，脚上还穿了袜子，尽管天很冷，却很满足。每天六点之前起床，洗漱后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里面塞上咸菜，一边吃一边走，去教室占位子。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年长的大多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的帽子，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政治问题”，年轻老师中也有右派，还有苏联老师。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负责，书教得实在太好了。有一年过春节，我约班上几位同学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宗先生说：“你们来了，我是右派，你们知道吗？”我说：“听说过。我们来给你拜年，你是先生，你的书教得很好。”师母很高兴，忙着拿糖果给我们吃。
生活困难的那几年，学生每天粮食定量一斤一两，早餐三两，中晚餐各四两，油和肉定量都很少，连蔬菜也是每天定量供应的。年轻人饭量大，肚子里又没油水，经常饿得难受，我脚脸都浮肿了。为改善学生的营养，学校从北大荒搞了些大豆，一个月分给我一斤。
大学二年级时，还是选我当了班长。这年春节，学校宴请留学生，我被指派作为中方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宴请和联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那么好，也是第一次喝红葡萄酒，十分开心。我没有尝试过自己的酒量，不知道葡萄酒也会醉人的，一口就喝了大半杯，不到几分钟，就觉得头昏脑涨，天旋地转。在回宿舍的路上，吐得精光，事后想起，后悔不迭。如此一顿美味，吃进去又吐了出来，确实可惜。
在经济生活困难时，同学们对食堂很有意见，换了几个人都没办好，系领导决定让我代表学生去参加食堂管理。我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了许多改进，伙食也有些好转。半年后因营养不良，身上浮肿，组织上要我回去休息，我没有同意，最后到底还是挺过来了。
1961年冬天，晚上常饿得肚子痛，有时爬起来喝自来水。在同学议论毕业后干什么时，我说：“说心里话，只想到北京饭店端盘子，人家吃剩下的，我去扫盘饱吃一餐，就心满意足了！”同学中有人说：“你还是团支部书记，讲这样的话？”我说：“肚子比思想过硬，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苦笑。大雪纷飞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高兴，盼来年农业丰收。我说：“瑞雪兆丰年，粮食翻一番，八月十五大会餐。”同学们都乐了。
由于自己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一年多之后，经组织审查，认为我品学兼优，符合入党条件。1962年3月21日，由高成、米盈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间，家里生活很困难，主要靠张锦裳每月26元的工资来维持。我每两年暑假回去一次。弟弟上学、结婚的钱和我从北京到家乡的来回路费都是靠她解决的。她十分节俭，很不容易，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次，她要我母亲给些布票，帮我买两件绒衣。母亲说：“官正在毛主席身边，还会冷到他？如果是你要，我就给你。”母亲没文化，她的话也可以理解。
1964年，奉上级要求，在指导老师带领下，我们七位同学去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帮助02车间解决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问题，然后再写出毕业论文。同学们分了三个组：裂解、精馏、聚合工段。我和郭树清分在聚合工段。那时聚合常因测量滞后，反应迟钝，引起聚合釜爆炸，迫切需要解决快速温度测量和聚四氟乙烯单体储罐的液面测量问题。这单体沸点很低，找遍资料没有记载。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在一本物理化学书中得到启发。又听说武汉化工研究所生产全氟三丁胺，我设法买来，设计了一种液面计，按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校正，终于获得成功。郭树清研制出的小惯性热电偶也很成功。这两项技术用在聚合工段，不但不再发生爆炸，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时裂解、精馏工段的测量和控制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此，研究所评价很高，学校很重视，上海市化工局领导也很高兴。我们在上海待了八个多月，各自写出了毕业论文，作为绝密资料存档。后来还为四川晨光化工厂设计过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
这年3月，我爷爷去世了，享年83岁。我很思念一生贫困可怜的爷爷。
还是3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我没有报考。5月初，清华大学党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补考。我只好听组织的话，回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了。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考虑家里太穷，想早一天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又为考取研究生感到高兴。
1965年大学毕业前，校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领导接见了我。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获得蒋校长颁发的奖章和证书。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当年第15期以“清华大学量五班上海毕业设计队”署名，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毕业设计工作》一文。清华大学学报还发表了文章：《迈进在红专大道上--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正》。
读研究生期间，指导老师是在英国留过学的方崇智教授。他开了五本书的单子，其中三本俄文、两本英文，给的题目是“氧气顶吹炼钢的测量和控制”。最难的是热电偶的保护套管不过关。我到卢沟桥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去调研，从资料中得知氧化锆套管耐高温、耐腐蚀，我设计了套管，用上后，寿命提高了好几倍。
不久，学校决定让我去延庆参加“四清”运动。蹊跷的是，头一天发的一个月46元助学金，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一看只剩下6元。我心里又气又急，就叫工作队队员小连到商店给我买一斤饼干。给了他一元钱，他用了六角四分，还剩下三角六分交给我。正吃饼干的时候，蔡祖安队长看到了，说：“吴副队长，怎么一个人吃起饼干来了？”我说：“这个月学校发的46元助学金，40元不见了，心里不舒服，要小连买一斤饼干补补身体。”他“啊”了一声走了。我想，全让人家拿去了还不是一样过？真是阿Q精神，自我安慰。
在延庆县古城村搞“四清”，十分辛苦。按照规定，我们都在老乡家同吃同住。最难受的是吃饭。那时老百姓很穷，收入很低，伙食很差，常常吃不饱。塞北的冬天十分寒冷，一个冬天没有抹过澡，生了一身虱子。到1966年开春，把里面的衣服脱了，用开水泡，上面一层虱子。这时身上奇痒，才发现头上、眉毛上都长了虱子。真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啊！
有一次，蔡祖安队长回市里去了，县里通知开工作队领导会，我骑自行车去了。中午每人发三个大馒头，半碗红烧肉，半碗咸萝卜干，我又买了三个大馒头，全部吃下去了。过后不久，嘴里发干，就拼命喝水，胃胀得难受。下午开会时，我坐不下去了，频频往厕所跑，想吐又吐不出，想拉又拉不出，实在难受。到晚上未见好转，嘴里流涎水，整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饭，便骑自行车回到古城村。
没过几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县里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工作团领导要来古城视察。我问要不要在老乡家派饭，他说不用麻烦老乡。正午时分，来了三辆小车。一下车，县里来的领导说：“小吴，你去拿两瓶开水来。”我答应“好”。我提来开水，见桌子上摆满了茶蛋、油饼、包子，真希望也让我吃点儿，但没让跟着吃，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求我们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和老乡过的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还说不要麻烦老乡，全是鬼话，两面三刀！他们走后，我说：“同志们，我们也别麻烦老乡了，明天到养猪场搭伙去。”大家都同意，生活大有改善，后来每说到“不要麻烦老乡”，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件事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当领导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不久，我返回学校，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后来“文革”开始，学校乱哄哄的。1968年4月，我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文革”结束后，学校才补发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证。
25、任职中纪委时梦见有人议论我“不知水多深”
几十年来，夜里常做梦，似乎“睡觉是为了做梦”。
小时候做梦，常梦见自己饱吃了一餐红薯，梦中醒来，嘴仍在动，似有一种精神会餐的味道。
初中时做梦，常于梦中哭起来，多因交不起伙食费，被勒令停学回家。
高中时做梦，常梦见病中难熬，有时甚至梦见自己病死了，父母哭成泪人，惊醒后，余悸难消，心潮难平。
大学时做梦，有时怪怪的，时值灾害之年，醒时饥来梦时吃，几乎每梦必“吃”。一次梦见下大雪，丰收了，吃得饱饱的，醒后，还用舌头舔嘴唇。还有一次梦见毕业后被分到北京饭店端盘子，客人吃过后，把剩下的残汤剩饭风卷残云般扫荡一番，饱饱吃了一顿，醒后仍似余味未消。
在武汉当市长时，有时梦见放开蔬菜价格，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醒后抹抹眼泪。有时梦见干了些工作，老百姓说好话，心里美滋滋的……
在江西当省长时，有一次梦见下到赣南一个县，县长说希望给些钱解决困难，但省里又没有钱，我说：“你知道省长是什么意思吗？省长就是省钱的，否则叫一个出纳来就行了。”醒后，苦笑了一下。又一次，梦见农业开发总体战搞了几年，到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胜似桃花源美景……
在山东当省委书记时，梦见过猴子爬树，也梦见过几大建设、大企业发展。还梦见过自己退休后，在英雄山漫步。醒后，感到自己已步入老年。
在中纪委工作时，做梦渐少，倒有那么一梦至今挥之不去。梦见有人议论我：“吴官正这个黑皮，不知海里的水有多深，不知人心难测。”我辩解说：“脸黑不是我的过错，虽不知水深几何，但再深也有底。虽不知人们心中想什么，但知道人民心中有杆公平秤。”
退休后，有时也做梦，但更少了，多为白天看了书或晚上看了电视剧，复现书中剧中的情节。使我难过的是前天看了中央电视台报道，有三亿人在清明悼念亲人，夜里梦见自己可怜的妈妈，当儿子的没为她做一件事，伤心地哭了，醒后还是泪眼蒙眬。真是心难安、魂难宁啊！
我年逾古稀，希望多做一些梦，但不要做噩梦，更不要做心里难受的梦。至于甜梦、美梦之类，当然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睡眠的首要功能是做梦”。
注：标题为编者所改，此文原题为《梦》。
26、两 次 发 火
我的脾气不好，是出了些名的。但一般是火发了就完，气消了就忘。在山东有两次发火，印象比较深。
必须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有一个位于山东最南部、与江苏接壤的县，这里是革命老区，1928年建立党的组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刘少奇、罗荣桓、陈毅的足迹，洒下了罗炳辉等2500多名烈士的鲜血。县境内的文峰山上建有鲁南革命烈士陵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民风淳朴的地方，1998-2000年的三年里，却接连发生了三起惨案，令我十分震惊。
——1998年秋，一乡镇因征收农林特产税与群众发生纠纷，引发群情激愤。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公安人员开枪打死一名农村青年。
——1999年夏，一乡镇因征收提留款，干部作风粗暴，方法蛮横，致使一个农民被逼自杀身亡。
——2000年2月23日，某乡一些群众不堪乡党委书记的欺压，几百人上街游行。该书记家有人指使其亲属纠集地痞流氓，动用猎枪向游行群众射击，打伤十多人。
一个县再三发生恶性悲惨事件，令我非常震怒，拍了桌子，拿起电话训人。
事件发生后二十余天，市、县仍未作出处理，给群众一个说法，我心情异常沉重。3月14日下午，我在痛心、气愤的心情中写信给省委各常委："中央要求我们要从严治党，我们在工作中也批评了一些同志，处理了几个干部，应该说是认真的。据说今年2月23日发生的事，时至今日仍未处理，也没见有什么简报或报告，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那个乡的书记很霸道，养着几个打手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甚至私设牢狱关押群众。对这样的人，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还那么欣赏？不久前还提拔他当了‘党委书记’！"
我在信中问了三个问题，让大家深思："此类恶性事件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屡屡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一旦发生，怎样尽快果断妥善处置？我们应当从这三次恶性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到底如何改进工作？"
次日，我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仍怒气未消，严厉责成有关部门和所在市、县依法从速处置，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事件平息、相关犯罪分子受到惩治后，省委以该事件为警示，研究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全省开展了转变干部作风的教育和"打黑除恶"集中行动。事发地的市、县也开始行动起来，严厉打击黑恶势力，逐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干群关系得以好转。
绝不允许做伤天害理的事
2000年3月12日，新华社一篇以《滨州假酒泛滥》为题的报道，摆在了我的案头。这篇报道所揭露的滨州制售"名优"假酒的恶劣行为，令我大为光火。
报道称：在滨州市滨城镇的三条主街上，有大小酒厂十几家，各家门前竖着亮堂堂的牌子，其中有"茅台分厂"、"五粮液分厂"、"酒鬼分厂"、"剑南春分厂"等等。这些所谓"分厂"，有的从外地购进廉价白酒，经过灌装、包装，以次充好；有的用酒精加自来水和配料勾兑，冒充名酒。所制售的假劣白酒大部分销往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和东北三省等地。
看了报道，我很震惊，很痛心，很上火，责令有关部门立即查处。那几天我脸色很难看，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大规模的制售假酒，恐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当地的工商、质检、公安等部门，当地的党委、政府都干什么去了？
3月15日，我致信有关领导同志："滨州制售假酒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十几家工厂造假，技术监督和工商管理部门难道真未发现？当地的领导真的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要严肃地告诉我们的同志，任何造、贩、运、销假冒伪劣产品（包括书刊、音像等），都是伤天害理的违法犯罪行为，都要依法坚决查处、取缔、打击。""要认识到造、贩、运、销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都是为了几个臭钱而不讲起码道德的犯罪行为，对广大消费者危害极大，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如发现有的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掩盖护短，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是失职和腐败行为。对因失职而造成恶劣影响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坚决进行查处，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希望大家从滨州假酒问题上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热爱山东的人们，都应坚决制止、取缔、打击生产、贩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山东的信誉。"
此后，滨州市迅速从全市工商、技术监督、公安等部门抽调专门力量，对媒体曝光的滨城镇假酒生产厂家进行集中整治，假酒生产企业悉数被查处，其库存白酒全部被销毁，涉嫌违法人员被依法传讯，受到法律追究。滨城镇假酒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在全省统一部署、开展了一轮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集中行动，一批造假窝点被取缔，一批售假网点被端掉，一批当事人和"保护伞"被查处。那次集中行动，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对净化市场环境、维护地方声誉，起了不小的作用。
27、点 滴 在 心
我担任江西主要领导期间，经历过许多事；退休后，对一些琐事，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点儿，都是真实情况的记录。至于有些事是否处理得妥当，都已过去了。
刚到江西工作时，有一天，一个亲戚找到我说：“有一个告状的，讲状子如能送到吴省长手上，问题解决了，给一汽车木材。”我大吃一惊，说：“告状找有关部门，我不能收这个材料。你利用我为你谋利，我做不得，请你谅解。”自然是把他得罪了。
198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有位副厅级领导到我办公室，告他单位一把手的状。我耐心听了半个小时，他还喋喋不休。我说：“请你告诉我，他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缺点？你向他当面提了没有？”他不做声。我心想，来说是非事，多为是非人，就说：“你回去吧，如有意见，你同他交换，你说的这些事，似乎不是原则问题。”他无趣地走了。
1989年12月，李村同张村因鱼塘问题发生矛盾，各自的乡领导都指责对方，说自己管的村有理。县里派的工作组从各方面调查核实，很难拿出处理意见。我到这县考察，听说李村和张村纠纷没有处理，就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一天就能解决问题。”县里的同志说：“那太好了，我们一定照办。”我说：“把两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对调，你们看如何？”大家听了，都说“是个好主意”。当天下午，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作出对调的决定。干部群众大多数赞成，少数不做声。这两个乡的领导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服从，事态很快平息了。不久，县委召开乡镇领导会议，这两个乡的主要领导见面时，相互握手。其中一位说：“真没想到，县里来这一招，如果以后哪两个村再发生矛盾，我们也用这一招。”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年，新余、宜春几个相邻村子械斗，放火烧房子，砍油茶树，炸排灌站，还打死了人，闹得越来越大。那天我会见外宾后，回到办公室，常务副省长蒋祝平和副省长张逢雨对我说：“省长，请你去一趟吧，我们没办法了。”我应了声“好”，随即坐车去宜春。路不好走，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左右才到。早晨五时左右，我把公安厅副厅长卓枫等同志找来了解情况，商量采取果断措施。七时半开会，市地和他们分管的县市主要领导都来了，我说：“双方几百人真枪真刀搞械斗，务必坚决制止，此次处理后，这个地方30年不应再发生械斗。具体措施：一、立即拘留五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他们是策划组织者；二、对涉嫌犯罪的13个人，公安部门立即拘留审查；三、被打死的人，务必在上午9时前收尸，否则我坐在他旁边，你们的书记、市长来陪我；四、收缴一切械斗工具。”这四条一讲，气氛就开始紧张。我接着说，你们地、市、县党政一把手，都表个态，一人只说一分钟，结果都表示赞成。这时有个同志插话，我火了，说：“你又不是一把手，没有要你说话。”气氛更加紧张了，在座的领导都很震惊，没想到我们下这样的决心。公安部门立即采取行动，大概上午十时，我到几个村走了走，群众理解支持，认为不这样不行。此事已过去20年了，最近我在新余听说，那以后一直很太平。
大概是90年代初的一天，有位同志突然来到我办公室，求我救救他孩子，说小孩在工厂受了批评，跑去当和尚，全家哭得昏天黑地。我派人找到这个寺院的住持，请他做小孩的工作。他很好，对小孩说：“我们出家人，总是慈悲为怀，家里的人都希望你回家，还是回去好。”小孩很固执，不听，后经过住持几天的耐心劝导，才同意回去。此时，工厂又要执行纪律，我担心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给这个厂的领导打电话：“你执行厂规是对的，但考虑到这个特殊情况，盼你支持，先别给他处分，欢迎他回去。他才19岁，到一定时候再教育批评，向你求个情。”厂长很通情达理，这个家的哭声变成了笑声。我却笑不出来，很难受，不这样怎么办呢？挽救这家庭合情合理，但却要厂长不执行纪律，心里很矛盾。
1990年秋的某天，二姐带她的一个儿子到我家。吃饭时，提出要我帮助安排工作，我很不冷静，说：“我死了，你们不过日子？我办不到，别说了。”二姐没做声，饭再也吃不下去了。看到她这样，我很后悔，不办可以，就不能好好说吗？中午饭后，她就走了，肯定很生我的气。此后，我没再见她一面。这件事，想起来就痛苦，当领导的有时也可怜，亲戚有难处，心里同情，但像他们这样困难的，甚至更困难的还有啊？我是公职人员，又是领导干部，哪能关亲顾友？我最看不惯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一有权就谋私，他自己家里的人，包括三亲六故、七姑八姨，除了猫和狗没安排工作，其余全安排了。后来，我发现了这么个人，下决心调整了他的主要领导职务。
大概是1991年，一天早晨，两个男青年到我家，一个说：“美国一个大学已同意我去上学，离职时单位要我交一万六千元。”我问：“有合同吗？”青年答道：“入厂时确有承诺，实在没办法，只好求助你。”我说：“要问问情况，你们先回去吧。”他们走后，我给这个单位领导打电话，问可否酌情减免他的违约金，并说，去留学是好事，即使不回来，也成全他，只要他爱国就好。这个单位的领导很好，同意免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茶几上一串钥匙不见了，猜到是他们哪位不注意随手带走了，就要身边的同志去要了回来。当时，有的同志很生气，我说：“不要猜测了，上班去吧！”
1993年的一天，有人到省政府上访，接访的同志很不耐烦，态度不好。我知道后，严厉批评说：“务必善待上访人员，如果上访的是你父母兄弟姐妹，你会是什么态度？”这个同志很虚心地接受了批评。我在江西当省长，群众写给我的信有69万多件，我批阅的有4700多件。不少人写信给我，反映考上了大学缴不起学费。我对因家贫而不能继续学业有切肤之感，对这类来信总是设法帮助。1994年12月，我同时收到南京大学一位学生和她的辅导员给我的信，反映这位学生父亲早逝，家中6口人全靠她母亲负担支撑，家中几乎断粮，就是转粮油关系的550斤谷子，也是到处借凑来的，对能否完成4年学业感到渺茫。我当即给这两位同志回信，让她安心学习，家里的困难当地政府已作了安排，也请学校给予帮助。我还请省政府办公厅给这位学生转寄去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当省长那十年，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住的房子也很破旧。爱人扫地、买菜、倒垃圾，几乎天天做。有一次，一个从广州来的中年同志看到她倒垃圾，问：“这是吴省长家吗？”爱人回答“是”。他说：“你是他家保姆吧？我有事找省长。”她说：“进来吧。”我从楼上下来，爱人对我说：“有人找你。”我不认识此人，他说是某某的大儿子，他爸向我问候，并提出要我办事。我说：“办事要按程序，我从不干涉不该我管的事，请你谅解。”他还算好，没有纠缠，说自己去找有关部门试试，接着说：“你家这个保姆话不多，很有礼貌。”我知道他是说我爱人，“啊”了一声，不知说什么好。
几年后，我回到久别的家乡。想到在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不容易，就在家里请了两桌饭，喝点儿酒。这些同志都是好样的，我不会忘记他们，但也不能不顾原则关照他们。说心里话，有时在感情和原则之间很矛盾，但也只能从原则出发。
我有时很想念大姐和妹妹。她们实在可怜，没念过一天书，没过过好日子，一直在困苦生活中煎熬。我能为她们做的，只是每年春节前寄些钱去，以表心意。大姐80岁了，年老体衰，风烛残年。妹妹也年近古稀，天天伴着瘫在床上的丈夫，苦熬日子。她们是千百万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所幸她们的后代日子过得去。这十多年来，她们的子女没找我提过要求，可能认为提了也不会办，还要挨训，不合算。她们也许心里对我有意见，但从未听到她们骂我。其实就是骂几句，我也不会放在心上。要当好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而且只能这么做。
28、参观贝村的联想
我有一位以色列朋友叫艾森贝格，对中国很友好。我在江西当省长时，应邀访问了以色列。在他的安排下，与多位部长和时任副总理的佩雷斯（现任总统）会见。艾森贝格虽年近古稀，但非常热情、诚恳，一路陪同我们参观了以色列多个城市和乡村。
参观贝塔哈希塔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全村人在一个食堂吃饭，中午有十多个菜，还有饮料。六十五岁退休，但我看到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自愿去劳动，不要报酬。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有上百辆汽车，谁用车填张表，不收费；青年人结婚时，配新房，送家具，还给些钱，年终每人发一份过节费；从生下来到去世都有记录，上学免费，死后开追悼会；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人犯罪。干部由村民选举，谁得票多谁当选；对干部有意见就提，认为不称职就改选合适的人。他们重视科学技术，同国外开展贸易，村集体存了几百万美元，生活很富裕。
访问以色列，又看了一些有关犹太民族的书，感到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以色列人口只有730多万，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困难重重，却能突破逆境，使经济快速发展。1948年建国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亿美元，2007年飞跃至195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767美元，在贫瘠的荒漠上创造出令世人赞叹的现代奇迹。
我对以色列印象最深的有三条：
一是反对偶像崇拜，敢于对权力说真话。犹太人一向不愿把一个人抬得太高，让他成为绝对权威。爱因斯坦说：“对权威的愚忠，是真理最坏的敌人。”他还说：“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犹太人善于争论，对异端思想比较宽容，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夏隆斯基说：“我只说了我所信仰的话，即便是在生命遇到危险时，也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体现了坚定的信念和对精神世界的执著追求。
二是犹太人非常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亚伯拉的《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一书中有段话十分精彩：“在希伯来崇智主义的核心深处，最为重要的思想是，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富有智慧的言词会使你走在世界的前列”；“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犹太人把学者看作民族的精神领袖，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命。犹太民族多灾多难，在苦难面前，他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顽强地用知识改变自身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以色列与日本并列为亚洲人均受教育年数最高的国家，24％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历，是工业化国家里学历程度第三高的国家。从1901年至2001年，共有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犹太裔）就有152位，约占获奖总人数的223％，而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还不到03％。2001年以来，大概又有10人获得诺贝尔奖。现在，以色列在许多领域，如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等高科技研究与开发方面都属于世界顶尖的。有人说世界财富在犹太人口袋里，其实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
三是犹太人对法律有一种超越社会学意义的认识。他们认为只有有所敬畏并虔诚而有信仰的人，才会真正聪明起来。这就是生命的永恒意义，即人的道德自由。犹太人非常注重信守契约，这在全世界商界有口皆碑。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绝不可毁弃。他们在饮食方面也非常自律，比较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自由的追求使犹太民族无比顽强和智慧，但自由又是一个悖论，是一柄双刃剑，也让犹太人遭受了无数的苦难。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十分渴望自由与和平。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历史上犹太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血脉相承，相信会出现有天才智慧的人物，化解两大民族之间的恩怨，实现民族和解。
犹太民族的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学习借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各领域的创新。我们只有不断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才能持续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
相伴五十年
吴官正夫人张锦裳回忆吴官正点滴往事
（一）十个包子买了个张锦裳
老吴退出领导岗位后，我劝他写点回忆录，他一直不同意。因为许多事要谈到他本人，所以不愿写。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的，“一切人最难描写的正是自己”。后来我劝他，写点回忆的东西，让孩子们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在我再三催促下，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我看了之后，也想了一些事，觉得有必要作点补充。
1956年，我考取鄱阳中学。8月底开学，到学校签到后，与同学张淑文到街上买生活用品。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是张淑文的小学同学，喊我们过去。进了人群，看到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同学正在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讲笑话，大家都站着听，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由于我们还有事要做，站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我问，这个人怎么这么能讲？有个女同学说：“我们是初中同学，他是班长，别看他又黑又瘦，可会读书啦。”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第二天上课，看到他也进了这个教室，老师点名时，才知道他叫吴官正。
高中三年，证实了那位同学的话，他的成绩非常好。那时老师上课经常会发一张小纸条，或是检验前几天授课内容吸收得怎么样，或者考查当天的学习内容接受得如何。他除了唱歌不行（考乐理还可以），其他课程不管小考、中考、大考、期中、期末考试，总是考得最好。老师改卷子，常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来，打上满分，然后对着他的答案改。有一次，他的数学卷子一处小数点点错了位置，应该扣一分，老师没有看出来，同学发现了，向老师提出，才改了过来。这是因为他极少出错，连老师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认识。有一天，一个同学因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正好数学老师进来了，就坐下来为这位同学解答，大家都围上去听。过了好一会儿，老师还没有做出来，急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有点下不了台。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吴官正你来讲讲，他不出声。又等了一会儿，他看老师仍然没有做出来，就在旁边提醒说：“老师，能不能从这里添一条辅助线到那里？”老师连声说：“对，对，对！”然后按这个思路给同学们解了题。
一看就知道他家里非常困难，冬天只穿一条裤子，从没见他穿过袜子，夏天上身总是一件蓝色褂子。因为他就这一件，洗了只能光着脊背，老师知道他家里就这个条件，也不批评他。当时学校要求着装整洁，全校就他一个人有这个“特权”。冬天上课，我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哆嗦，他穿着单衣还能聚精会神地听课。下课时，为了取暖，同学们互相追逐，打打闹闹，我性格外向，有次在课桌上跳来跳去，吴官正见了说我像个疯子。我认为他太凶，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怎么样。
班主任薛老师对我非常好。我到鄱阳中学报到不久，她就对我说，以后晚上自习就到她的宿舍去。后来才知道，薛老师在签到时看我的字写得可以，就比较喜欢我。她让我去她宿舍，是让我给她当“挡箭牌”。她失恋了，可能是周围同事没有她中意的，有男同事来找，她就把手帕扎在头上，躺到床上装病，让我去开门，同事看我在宿舍，不太方便，只好回去。薛老师平时总带着我，对我比较“特殊”，同学们包括吴官正对我也比较“关注”。上高二时，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要我到黑板上做题，给我打了五分，下课后，吴官正向我要化学作业本。我很纳闷，心想你学习那么好，要我的作业本干什么？后来，我发现他还给我的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
高三上半学期，吴官正的父母得了伤寒，他回家探望。由于家里太穷，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他染上了副伤寒。回校后发作了，高烧不退，学校医务室治不了，转到鄱阳县人民医院，没有药，烧退不了，在校长的请求下，县委书记批了18颗氯霉素，救了他的命。烧退后，出院回到学校宿舍调养。他给了黄善龙同学一角二分钱，让他帮忙买包子。我陪薛老师去宿舍探望他，遇到黄善龙。黄善龙把钱塞给我，让我替他去买。我心想，一角二分能买几个包子？就添了一些钱，买了十个包子让黄善龙带给他。吴官正吃了包子，胡说一通：“包子圆又圆，一个二分钱；包子甜又香，买了个张锦裳。”闹得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二）吴官正怕我不放心，提出了结婚
买包子的事传开后，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找到我问，听说你和吴官正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她说，你可不要跟他谈，他妈妈还在生小孩，家里住的是牛栏，穷得叮当响，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你会苦一辈子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她讲这话的用意，后来才知道，他们两家相距只有八里路，她曾经到他家去过一次，看到锅是半边锅，凳子是麻子凳，就有些心灰意冷了。毕业后，她听说官正考上了清华、我和他结了婚，又来过官正家一次，发了一通脾气，抱怨着离开了他家。
吴官正见班主任对我很好，就向班主任透露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事。班主任问我，我不承认。高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我们都参加了高考。官正高考时发高烧，校医给他打了退烧针，才坚持考下来。当别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估计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大家听了都很吃惊。高考填志愿，他听了老师的劝告，填了清华，我怕他考不上，和张淑文同学去劝他，要他报个一般的学校，今后有饭吃就行了。他说，那是他的愿望，考不上就种田。一个多月之后，他真的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跑到县城来告诉我，我以为是在做梦。鄱阳中学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但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极少的。
他怕我不放心，提出结婚，我同意了。我们结婚只有两床高中读书时盖过的旧被子，张淑文送了一对枕头套，就住在牛栏里，床是破船板拼的，上面还有很多钉子。与他结婚，我家里人既高兴又担忧：一方面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将来肯定有前途；另一方面他脾气不好，而且还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暑假结束，他就去清华上学。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告别，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务科领20元钱，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路费，给了他五分之二。我的哥哥给了20元，他叔叔给了一些钱，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听说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
他走后不久，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一个小箱子，送我去报到。到了鄱阳，本来打算在亲戚家住一晚。不料，女主人一见到我们，就赶紧往屋里躲；男主人说，我这里住不得。我赶忙说：“爸爸，我们走。”当时已是黄昏，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坐在那里等待天亮。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她虽然很穷，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硬把我留了一天。离开时，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说也巧，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问要不要老师，教育局当即答复同意接收，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
（三）官正在北京，靠着毛主席，还会冻了他？
到了三塘中学，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年龄也最小。我每月只有26元钱工资，还要赡养公婆、承担家里的日常开销。第二年大儿子出生，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只能节衣缩食。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每月买些米，靠公公、婆婆捎来的咸萝卜、咸腌菜、咸鱼下饭。由于缺乏维生素，嘴巴长了疮，脚常烂，鼻翼两旁常脱皮，红红的。由于营养不良，有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好像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飞来飞去。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你要吃点新鲜菜，注意身体。”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每家都有难念的经，目前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我心里很难受。”有一次吴官正回来，校长找他谈话，说：“你要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从那以后，吴官正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寄过去他就退回来。
我对穿衣服也不讲究，当然也没条件讲究。当时发的布票，全交给了婆婆。有一天上课，我在板书的时候，学生们在下面笑。我转过身来问：“你们笑什么？”学生们说：“你看你的背。”原来我褂子破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娘家，遇到小学同学来找我玩，妈妈看到我穿得太差，伤心得掉眼泪，从妹妹黄裳身上脱了件衣服给我穿上，才让我出去。
吴官正在清华上学时，也给我买过一些东西。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小得穿不上。后来，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料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当时江西余干农村，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裁缝到家做两次衣服。我想让裁缝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师傅量了量尺寸，开玩笑说，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去看了官正，回来后告诉我说，北京很冷，赶快给他做几件衣服。我向婆婆要布票，她问：“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我说：“怎么啦？”她没作思考就说：“给你买，就拿去，给官正买，就不用了。”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她说：“官正在北京，靠着毛主席，还会冻了他？”我只好从娘家要了布票，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他回来后对我说，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我非常为难，但同学开了口，还是给了他。
1960年，大儿子出生。因为是第一胎，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当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孩子刚满月，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在路上正好遇上倾盆大雨，身子被雨水浇透了，从此落下了风湿病，经常腰痛、脚痛。1964年，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农村条件差，没有消毒的酒精，剪刀也是生锈的，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护士，赶紧给孩子打了针，才保住了他的命。
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我既盼他回家团聚，又为他往返的路费发愁。有一天，我正端着罐子吃饭，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说是暑假不回来了。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又感到一阵轻松，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这次不用再借钱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给我捎信，说吴官正已经到家了。我当时一下愣住了，学校规定教师借钱一次只能借工资的10%，老师都放假了，去哪里借钱呢？只好待在学校。校长知道了，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救了燃眉之急。
那时每位教职工要负责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一年秋天，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准备再种上其他菜。有个领导给我穿小鞋，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又过了不到一年，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让工人、厨师和清洁工教书。下放期间，我在吴官正家乡种了两年多田，做饭、纺花、织布、做鞋、喂猪，样样都干。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吓得直哆嗦。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了解，加深了与他们的感情。
落实政策后，到乌泥学校任教。我尽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顾之忧，婆婆生病，我忙着请医生、买药、端屎倒尿，悉心照顾；支持他弟弟上学，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后来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将弟媳妇娶进门。我觉得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四）我对吴官正非常信任
我对吴官正非常信任。在三塘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她跟我说：“我好可怜，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吴官正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寄钱给他了。”我说：“吴官正在北京读书正需要钱用，我不能不寄钱去。他本质很好，非常负责任，我很相信他，他不会变心的。”有一次，乌泥大队的干部讲吴官正要与张锦裳离婚，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我见他言之凿凿，就让他写信给吴官正，问是怎么回事。就在等待回信这段时间，同事、工友议论纷纷，我也有些六神无主，上课走神，站在讲台上发愣。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婆婆知道了也说：“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做缺德的事，你放心。”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给了组织，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吴官正是个好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让我不要听信谣言，保重身体，安心工作；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请公社领导帮助做我的工作。暑假吴官正从学校回来，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离婚的，还有人说，我们商量好了，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两只箱子，一人一只。为了澄清这件事，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诉他：“人家都说咱们要离婚，连县委书记都这么说。”他说：“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不希望我们分开，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他清华大学毕业前，在上海实习，与同学们一起攻克了一些难题，加上品学兼优，学校给他发了金质奖章。党组织曾动员他考研究生，他考虑到家庭困难，没有报考，后来学校党委打电报到上海，要他回校参加研究生补考。考试完，他回到老家说不想再继续读了，我劝他坚持下去，说：“家里的事你不要考虑，我来顶着。”他又读了三年研究生。毕业后，上海的一个研究所要他去工作，他说：“上海人才多，不容易带家属进去。”组织上又让他去北方某单位，他怕我和孩子们吃不惯杂粮，提出去武汉，那里离家乡也比较近。他到武汉报到，提出去工厂，并说工厂离市区远一些、工厂大一些更好，可以不受干扰干工作，也会有比较好一些的科研条件。就这样，他去了武汉葛店化工厂，那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化工厂，方圆有几公里。
他工作十分卖力，技术也好。平时在工厂里转，没有故障时，就坐下来看书、设计、做实验，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觉，一旦新上的技术系统出现故障，就立刻赶过去。有一次，氯化聚醚车间一台近万个元件的测温设备出现故障，技术人员和工人处理不了，一天未找到原因，到晚上只好请吴官正来。他问了一下情况，考虑了一会儿，接通电源，很快找到了原因，使设备正常运转，车间恢复了生产。葛店化工厂的职工说，吴官正的脑子转得快，就像挂在墙上的算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寝室和工作间看书、设计、做实验，给工人同志传授技术。与蒋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个项目，其中有几个项目达到全国同类企业先进水平。
1974年7月的一天，校长找到我说：“张老师，组织上调你去武汉，去年调令就来了，你教物理，咱们缺物理老师，没有人接替你，就没有告诉你，今年学校已接收一名大学生教这门课，你可以走了。”想到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即将结束，我非常高兴。调我的事，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请，是武汉市委的决定，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搬家前，最大的麻烦是孩子的户口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给大儿子、二儿子随爷爷奶奶上了农村户口，只有三儿子跟着我上了城市户口。迁户口时，大队、粮食局、县里的领导都不同意两个儿子转为城市户口。我说：“我们夫妻俩都是城市户口，孩子户口应该可以改过来吧！”工作人员说，落什么户口就是什么户口，不能再改了。我只好给吴官正写信。他回来后，我们一起步行到余干县城办户口，找了乌泥村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干部，他也说帮不上忙。因为假期快结束了，我们只好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先去了武汉。
到了葛店化工厂，吴官正就把我们三人托给了他的同事，自己马上搭车返回市里去落户口。到了公安局，民警看他穿一身旧工作服，口音很重，问他哪里来？干什么？他说：我从江西来，上户口。工作人员看有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说要改户口可不行，除非有上级领导讲话。他老实说，上边没有人说话。工作人员又瞟了一眼介绍信，忽然问，你就是葛店化工厂的吴官正？他回答“是”。工作人员连忙请他坐下，把我和三个孩子的户口都上了。原来，因为吴官正技术和工作出色，市委领导有过交代，要把吴官正家属迁移的事办好。
他回来高兴地说，户口办下来了，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事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口舌，我们也理解工作人员的难处，因为当时户口迁移的规定很严格，改户口和迁户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五）条件艰苦也不放弃严格要求
我们在离工厂几里远的农村租了一间房，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个灶、一张桌子，吃住都在里面。因为回来接我们，耽误了几天工作，官正上班后不分昼夜，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全身浮肿。厂里的书记郑仲衡强行把他送了回来，命令他睡觉、休息，对我说：“小张，你要把小吴看好。”
我分到葛店化工厂子弟学校教书，二儿子上子弟学校，小儿子上幼儿园。因为舍不得用电，家里点的灯泡光线昏暗，影响了孩子的视力。我们吃不起水果，武汉有个同学是工程师，请我们到他家做客，端上来苹果，我看他爱人把皮削成长长的一条，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有一次，小儿子生病，吴官正又去市里开会，不在家。我把孩子带到葛店化工厂医院，因为缺钱，只住了几天院，还没有治好，我们就把孩子带回了家。还有一次，二儿子在学校被楼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头，鲜血直冒。我当时正在上课，得知后立刻把孩子送到厂医院，缝了好多针。因为我晕血，送到医院后，我也昏倒了。
1975年4月，湖北省委决定破格提拔吴官正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离开葛店化工厂时，买了两张床，带了两把竹椅和一个塑料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攒了一点儿粮票，用粮票换了两把藤椅。有人说，你怎么能用粮票换？我说，实在没有钱，怎么办呢？粮票是攒的又不是偷的。现在，这两把藤椅还在江西。
1983年3月，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一直到现在，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当时商品短缺，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二两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时舍不得用，节约下来一罐子油，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他爱整洁，对孩子要求严格，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说：“解放啰！可以睡个好觉了。”有一次，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在葛店化工厂，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厅的，还是顶层。当市长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俩和三个小孩，共七口人。大约在1985年，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积很大，也很漂亮。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路上时间太长，没时间做饭，就放弃了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时不知如何为好。老吴说：“莫做声，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当市长时，有一次，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我要给钱，他说是发的。我把鱼养在水盆里，官正回来发现了，大发雷霆，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我们一起下楼后，他坐车走了，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吴官正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儿子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并对他爸爸说，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你是市长，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儿子结婚，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请客、不要收红包，请务必支持。三儿子结婚，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节，放了几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顿饭，仅此而已。
（六）武汉市长也要挨骂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吴官正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售货员嫌他烦，不答理他。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要求包一下，服务员不理睬，他上前帮那人说话，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又训了他几句。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认出了他，说：“吴市长，您怎么在这里？”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上了户口以后，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算是庆贺。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几张相。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们穿上照相。
（七）吴官正对工作人员要严格
1986年秋，他调到江西当省长后，我在武汉准备搬家。白天上班，晚上整理衣物。因为是回江西老家，熟人多，为了顾面子，用节约下来的钱添置了衣柜、电冰箱和电视机，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样的东西。武汉到南昌路途遥远，当时路况很差，赶到南昌的滨江宾馆，天已经黑了。官正不让在宾馆就餐，叫我们回家自己做饭。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好又到商店去买锅碗瓢盆。摸黑到车里搬东西时，把缝纫机都压坏了。
我随调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工作，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到得比较早，打开水、扫地、擦桌子，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在担任工委领导期间，想方设法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单位活力增强了。
他到江西后，连续三年在赣南过春节，要求赣南借鉴广东、福建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并建议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赣州地委、行署开拓能力强，工作力度大，经济开始活起来，群众也得到了实惠。
他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平时不能在外面乱交朋友，不能在外面吃饭。每到地市检查工作，都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买便宜商品，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吃了饭要交钱。出差回家，没带过任何东西。返回省城之前，总要司机将车后备箱打开，看一看有没有装什么东西，还问秘书交了饭钱没有。在江西时，有一次司机告诉我，有人把一斤茶叶放进车里，让他们在路上喝，官正知道后，将司机训了一顿，把茶叶退了回去。还有一次，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官正有两个中学时的同学，趁他到北京开会，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说自己是省长的同学，要求调到省政府工作。官正回来后知道了，对秘书长说：我的亲戚、同学都不要到省政府办公厅来工作，请做好他们的工作，务必今天退回，否则找你负责。
在江西的时候，正省级干部家里几乎都装了空调，但官正一直不准我们家里装。一天，一个省委领导带了空调和工人来到家里，说要装空调，我说：“官正不让装。”那位领导说：“别管他，就说我说的，装！”这才装了空调。因天气热，小儿子到我房间打地铺，我们睡着了，官正就把空调关了，又把我们热醒了。
有一次我阑尾炎发作，官正叫警卫员把我送到医院，先住八个人一间的病房。手术后按惯例搬进一个小观察室。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第三天，他来到观察室，告诉我说，省长打电话
嘱咐，不能因为谁是他的家属，就给予特殊照顾。
他搞调查研究，不希望下边事先有准备，担心弄虚作假，往往事先不打招呼，走在路上，突然提出去看一个地方。有一次去一个地级市考察，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烟厂看看，进去一看，厂里乱七八糟，地上到处都是烟，浪费很严重。他叫来厂长，要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限时整顿好，晚上要安排人员值班，有负责人带班。他走后，烟厂以为没事了，根本没任何行动。谁知他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一看值班人员在睡觉，没有一点儿整改的迹象，就发脾气把厂长叫来训斥：“你到底能不能做事？不行就换人。”把厂长急得直冒汗，这个厂长从此吸取教训，工作有了起色。
（八）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
他出身贫寒，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走到哪里都很重视信访，强调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可能解决。他多次对接待人员说，群众上访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你敢保证自己的后代今后不上访？在山东时，我们住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每天早晨散步，多次看到有人跑过来，递上访信喊冤，他总是让警卫员收下材料，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有一次，他在门口看到一个人提着一个包，以为是来上访的，就主动问人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那人说没有，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毕业的一个穷学生，对困难学生非常同情、格外关心。一到江西上任，他就对教委的负责人讲，一定要帮助困难学生渡过难关，决不允许一个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寄给困难学生，2007年我们回江西，到永新县时，有一对年轻夫妇来看望，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
1997年春，官正从北京开完“两会”，刚回到江西三天，中组部就打来电话，说有事找他，让他马上去北京。他当时正在主持省委会议，当晚没有火车、飞机，只好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回来后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他请了五天假，带着全家到乌泥、余干、鄱阳去告别。他对亲属说：“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要我给部分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三天后，就匆匆赶到山东上任去了。
他的工作担子重，压力大，家里的事过问不多，孩子们的事也很少管。他离开江西时，对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我走了，你们好好过老百姓的生活；第二，不要去找人，更不要去找领导办什么事；第三，好好工作，遵纪守法。他走后，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尽可能自己克服。
他一到山东就一边工作一边调研，吃饭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坐下来就吃，有时还没等热菜端上桌，吃点凉菜就走人。陪同的领导有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只能饿着肚子，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传开了，吃饭时陪同的同志也就不汇报工作了。2000年胶东干旱缺水，他到烟台、威海调研，连续几天舍不得洗澡、洗衣服。
他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楼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水泥地板，采光较差，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六年。从江西到山东上任，他带着锅碗瓢盆，准备自己开伙做饭。刚开始他水土不服，对烟过敏，加上工作辛苦，头发掉了不少。后来我辞职到山东照顾他，家离菜市场较远，我几天买一次菜，提不动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休息，下雨时一手提菜，一手打伞。极少有人到家里来，过年过节也是如此。我做完家务，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有时候打打太极拳。
出现紧急情况，他总是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记得有一次抚河涨大水时，他带领干部在堤上抢险，洪水离堤顶只有几十公分，走在堤上都有晃动的感觉。有的同志劝他回去，担心危险，他说：“我心里有数，洪峰很快会过去，要死我先死。”他一直从下游往上游走，走了十几公里，水开始退了，大家很高兴，总算挺过来了，不用分洪了。有次鄱阳湖洪水泛滥，他还乘着汽艇，冒着风浪，靠前指挥。陪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汗。有一次江西有个地市发生火灾，他当时正在养病，半夜听到报告，立即赶去现场指挥灭火。还有一次，一个地方的几个武警战士，偷了步枪、冲锋枪，逃到青岛，躲在居民房里。官正到公安厅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商量处理办法，请他们的父母与他们通电话，做思想工作。他嘱托有关部门，建议对带头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惩治，其他几个要依法从轻，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
2002年年底，他到中纪委工作。他对我和孩子说：我当中纪委书记，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你们要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年，中直机关号召节约用电，他要求家里尽量少用电器，让秘书到家里把一个冰箱的电源都断了。他很爱惜衣服，十多年的衣服还穿在身上，孩子给他买衣服总被批评。我给他买衣服有时也先不告诉他，在箱子里放一段时间再取出来。他从来没有与我去商场买过东西，除了每月理发用几块钱之外，基本不用钱。
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我说：“是我让秘书给中纪委报告的，让你休息是医生的意见，你应该采纳。”
（九）领导他个人有什么想法？
十六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中央主要领导找他谈话，问他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已很满足，感谢中央多年来的培养、教育、信任和重用。领导要他谈具体点，他说：“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书记，要么到全国人大安排个副职。”领导又问：“就这么多？”他回答：“就这么多。”我说，要是我的话，就回答服从组织安排。他说，不能那么讲，会让领导感觉有个人要求。十七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对我说，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我听后一愣，随即问了一句，他以为我不理解，说自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已经快六十九岁了，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我们需要年轻的同志到重要岗位上锻炼接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出问题。他退下来之后，从未到原来的单位去过，也从未过问原单位的工作。
不少人问过我，老吴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说从大处讲，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同志的支持。说到个人原因，我认为，他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他小时候家里太穷，生活太艰辛，受过压迫和欺侮，一心想改变那种状况，只能发奋读书。这是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他不但要读书，还要考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其实，他小学阶段只读了三年，十二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跳了那么多级，还能一步一步赶上来，因成绩优秀被保送鄱阳高中，是真尽了力、吃了苦的。他有好的天赋又能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强的毅力和恒心，常十分认真地对我说，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德，最可怕的是自己。我觉得，这是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很珍惜组织的信任，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苛刻。长期在岗位上拼命工作，干任何事都一丝不苟，刻苦勤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退下来后仍然每天很早起来看书、做笔记，有时也写一些东西。最近他花了许多时间看马克思传和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感触很深。他说，认认真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忆文章之后，感到在伟人面前自己十分渺小，对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
他总是感念组织对他的关怀，常说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共产党是他的大恩人。可以看出，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信念坚定。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
我和老吴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全力支持。我有时也在亲情、友情和原则之间左右为难，最后总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则一边。我对他那么严格要求也是理解的。老吴常与我讲，虽然我们吃了不少苦，但这也是一笔财富。我觉得，正是因为老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他才有今天！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缩影，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过得更难、更苦的也大有人在。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丰衣足食，教育、医疗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本大教科书。我在改革开放中受了教育，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教书、下放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有无数的人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回忆这些东西不是要留下什么，而是希望后人了解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段艰难经历，从而能够关心和理解群众的疾苦，更加珍惜现在，更好地向前看。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党、忠于人民，绝不忘本，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老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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